五台山扎薩克喇嘛
沿革
五台山被漢傳佛教及藏傳佛教視為文殊菩薩聖地。明朝時，五台山有少數番僧（即喇嘛）駐寺修行。明朝嘉靖年間起，朝廷在五台山設置僧官，稱「欽差提督五台兼管番漢一帶寺宇」，其職責為「欽差提督本山番漢僧寺」。欽差提督隸屬五台山僧綱司，任欽差提督的主要是漢族高僧。明朝沒有改五台山漢寺、漢僧為番寺、番僧的行動。[1]
清朝順治帝剛剛入主中原，便定五台山為中央與西藏聯繫的重要樞紐。清朝中央政府下令將五台山部分漢傳佛教寺院（漢寺）改為藏傳佛教寺院（番寺），並出現了一批漢族喇嘛，大量藏族、蒙古族喇嘛陸續奉命入駐五台山諸番寺。自順治、康熙時期起，通過中央政府的命令，五台山改變了此前僅有以漢族為主的漢傳佛教的情況，改為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並重。
順治年間，設立僧官「總理五台山番漢喇嘛」，並任命阿旺老藏出任該職務。阿旺老藏是北京崇國寺（後改稱護國寺，藏傳佛教寺院）的漢族高僧，漢姓賈，北京西山人，藏文名阿旺老藏，精通漢藏佛教經典，長期任住持。順治十六年（1659年），阿王老藏奉命住持五台山真容院，「乘傳上主五台，總理番漢經典」。阿旺老藏就任後，對推動五台山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有序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後因年事已高，乃主動向清廷推薦其高徒相繼繼任此職務。康熙十二年十二月（1674年），他在菩薩頂為康熙帝舉行祝國佑民道場。康熙二十二年二月（1683年），他率本寺僧眾誦經迎接康熙帝第二次巡禮五台山，被康熙帝賜號「清涼老人」。[1][2]
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廷命原在京師崇國寺的蒙古族大喇嘛老藏丹貝任五台山菩薩頂住持，幫阿旺老藏管理番漢佛教事務。順治十七年（1660年），老藏丹貝奉命駐錫五台山菩薩頂。順治十八年（1661年）起，老藏丹貝多次重修經堂。他還同阿旺老藏多次接待康熙帝到五台山巡禮。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老藏丹貝獲封「清修禪師」、「提督五台山番漢大喇嘛」，並且獲賜銀印、提督銀、斬殺劍等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老藏丹貝奏請清廷為菩薩頂、台麓寺請回梵書、藏經各一套。他還編輯了《清涼山新志》十卷。[2]
第二任為羅藏陳盆，職銜改為「欽命督理五台山扎薩克大喇嘛」。第三任為老藏丹巴，他是首位任該職的藏族高僧，康熙帝敕封其為「清修禪師」，康熙五十年（1711年）加封其為「提督五台山番漢扎薩克大喇嘛」。此後，「清修禪師」、「提督五台山番漢扎薩克大喇嘛」封號被其後幾代五台山扎薩克大喇嘛繼承。清朝中央政府還命令西藏派高僧赴北京，經審定後派往五台山繼任五台山扎薩克大喇嘛，並形成了制度。[1]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職銜改為「欽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務掌印扎薩克大喇嘛」[1]，僧官二品[2]，此稱一直沿用至該職位結束。[1]
職責
清朝的五台山扎薩克大喇嘛除初期外，一直由藏族和蒙古族高僧出任，這提高了藏族、蒙古族僧人在五台山的地位。而且後來建立了西藏選派扎薩克大喇嘛制度，也使五台山成為中央和西藏溝通的重要渠道。然而，五台山扎薩克大喇嘛除管理全山番漢重大僧務外，其日常職能主要偏重於黃衣僧寺院（藏傳佛教寺院）僧務。實際上，其管轄範圍主要是以菩薩頂（即大文殊寺）為中心的十餘座藏傳佛教寺院，主要屬西藏系統。後來，清朝中央政府詔令，以章嘉國師管理以鎮海寺為中心的約七座寺院，上述寺院主要屬甘肅、青海藏區系統。五台山扎薩克大喇嘛（包括獲封「清修禪師」號者）駐菩薩頂主寺，章嘉國師主要駐鎮海寺。以上兩個系統理論上均屬五台山扎薩克大喇嘛管理，但後來由於章嘉國師地位日隆，以鎮海寺為中心的甘肅、青海藏區系統漸獲自主，但章嘉國師仍對五台山扎薩克大喇嘛十分尊重並服從領導。[1]
具體而言，到清朝後期，西藏達賴喇嘛選派的扎薩克大喇嘛管理的黃衣僧寺院共21所：菩薩頂、羅睺寺、廣仁寺、台麓寺、普壽寺、壽寧寺、七佛寺、三泉寺、三塔寺、玉花池、鐵瓦寺、湧泉寺、魚耐庵、南閣廟、普庵寺、寶華寺、圓照寺、集福寺、慈福寺。章嘉活佛管理的黃衣僧寺院共6所：鎮海寺和「佛爺五處」（普勒院、集福寺、廣化寺、文殊院、慈福寺）。[2]
漢族的青衣僧寺院（漢傳佛教寺院）在清朝初年設扎薩克大喇嘛後，屬扎薩克大喇嘛管轄。但是後來，清朝中央政府在五台山沿襲明朝舊例，仍設五台山僧綱司，負責管理青衣僧事務。該司日常管理以顯通寺為中心的幾十座青衣僧寺院，但是對五台山的各項重大事務，五台山僧剛司仍需同五台山扎薩克大喇嘛協商解決。[1]
歷任扎薩克大喇嘛
歷任扎薩克大喇嘛中，前六人是自崇國寺（即北京護國寺）派來，其餘均由西藏選派，每六年為一任。自西藏選派者，是從藏族或蒙古族中選派，具備格西學位，並曾任堪布的僧職喇嘛，經清廷認可、皇帝敕封之後任職。該職隸屬清朝理藩院管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