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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魯拉克-門登霍爾任務

克魯拉克-門登霍爾任務是約翰·甘迺迪政府於1963年9月上旬向南越派遣的一次實況調查考察隊。該使團的官方目的是調查南越政權及其美國軍事顧問針對越共叛亂的戰爭進展。此次使團由維克多·克魯拉克（Victor Krulak）和約瑟夫·門登霍爾（Joseph Mendenhall）領導。克魯拉克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少將，而門登霍爾是一位資深外交官，擅長處理越南事務。

美國海軍陸戰隊將軍維克多·克魯拉克

這次為期四天的旋風式訪問於1963年9月6日啟動，當天恰逢國家安全委員會(NSC) 會議，是在美國與南越關係日益緊張之際發起的。隨著反對總統吳廷琰天主教政權宗教歧視的佛教示威活動升級，內亂席捲了南越。8月21日佛塔襲擊造成數百人死亡後，美國通過電報授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對可能發生的政變進行調查。

在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報告時，克魯拉克向委員會呈現了一份對戰爭進展持樂觀態度的報告，而門登霍爾則提出了軍事失敗和民眾不滿的黯淡前景。克魯拉克忽視了越共受到的民眾支持，認為越南士兵在戰場上的努力不會受到民眾對吳廷琰政策的不安影響。門登霍爾則主要關注評估城市越南民眾的情緒，並得出結論認為吳廷琰的政策增加了宗教內戰的可能性，導致南越人相信在越共領導下生活會改善生活質量。這些截然不同的報告使得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向他的兩位顧問詢問：「你們兩個訪問的是同一個國家，對吧？」

甘迺迪的高級顧問團對這份無法得出明確結論的報告展開了激烈而個人化的辯論。討論了對越南採取各種行動方案，比如推動政權更迭，或採取一系列有選擇性的措施，旨在削弱吳廷琰的兄弟和首席政治顧問吳廷瑈的影響力。吳廷柱及其妻子吳廷如被視為南越政治問題的主要原因。克魯拉克和門登霍爾的考察使團未能得出明確結論，隨後進行了後續任務，即麥克納馬拉-泰勒任務（McNamara-Taylor mission）。

背景

5月8日順化佛誕槍擊事件發生後，南越爆發了民眾動盪。九名佛教徒在無視政府禁止在釋迦牟尼佛誕辰日懸掛佛教旗幟的禁令並參加反政府抗議遊行後，被吳廷琰總統的羅馬天主教政權槍殺。 [1]槍擊事件發生後，佛教領袖開始遊說吳廷琰爭取宗教平等，並為受害者家屬提供賠償和正義。由於吳廷琰依舊不願妥協，抗議活動逐漸升級。 [2]佛教僧侶釋光德在西貢繁忙十字路口的自焚事件成為吳廷琰政權的公關災難。該事件的照片成為世界各地的頭版頭條，並成為吳廷琰政策的象徵。 [3]隨著抗議活動的持續，效忠吳廷琰的胞弟吳廷瑈的越南共和國陸軍特種部隊於8月21日襲擊舍利寺，估計造成數百人死亡，並造成廣泛破壞並宣布戒嚴。大學和高中在大規模支持佛教的抗議活動中關閉。與此同時，由於南越軍隊之間存在宗派內訌的傳言，打擊越共叛亂的鬥爭開始減弱。 [4]這被越南共和軍的各種軍官策劃政變所加劇，使對叛亂的注意力轉移。在襲擊寺廟後，甘迺迪政府向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發送了243號電報，下令探索替代領導的可能性。 [5]

發起與實地調查

9月6日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會議結束時一致認為，優先事項是獲取有關越南局勢的更多信息。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提議立即派遣海軍陸戰隊少將維克多·克魯拉克進行實地調查。國家安全委員會同意由具有越南經驗的外交官員約瑟夫·門登霍爾陪同他，兩人於當天晚些時候開始執行任務。 [6]

在返回華盛頓特區的途中，克魯拉克和門登霍爾將把約翰·梅克林和魯弗斯·菲利普斯從西貢帶回，以進行報告。梅克林擔任美國信息服務局 (USIS) 主任，菲利普斯擔任美國作戰任務(USOM) 農村項目主任以及戰略哈姆雷特項目顧問。 [7]美國國務院向西貢大使館發送了一份詳細的電報，其中包含有關越南社會各階層的公眾輿論的問題。用克魯拉克的話說，其目的是觀察「最近事件對越南人民的整體態度以及對打擊越共戰爭的影響」。 [6]

在為期四天的旅行中，兩人走遍了越南，然後返回華盛頓提交報告。克魯拉克訪問了南越軍隊所有四個軍區的10個地點，並與美國大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駐越美軍司令保羅·哈金斯將軍及其幕僚、87名美國顧問和22名南越軍隊軍官進行了交談。門登霍爾去了西貢、順化、峴港和其他幾個省會城市，主要與越南朋友交談。然而，他們對局勢的估計卻截然相反。 [6]梅克林事後寫道：「這是一項非凡的任務，行程長達二萬四千英里，要在僅僅四天內評估如此複雜的越南局勢並返回。這反映了美國政府當時的困境。」 [7]這次使命的領導者之間緊張關係十分明顯。門登霍爾和克魯拉克非常不喜歡對方，只有在必要時才互相交流。 [7] [8]梅克林和克魯拉克在返程途中捲入了爭執。克魯拉克不贊成梅克林將吳廷琰政權審查過的電視錄影帶回美國的決定，認為此舉侵犯了主權。在飛機上進行了長時間激烈爭論後，克魯拉克要求梅克林在阿拉斯加的的埃爾門多夫空軍基地加油時將電影留在那裡，並進一步建議美國信息局主任留在阿拉斯加照看這些電影鏡頭。 [7] [8]

報告和匯報

 
南越總統吳廷琰

國家安全委員會於9月10日上午再次召開會議，聽取代表團的報告。 [8]門登霍爾在越南事務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曾在前美國大使埃爾布里奇·德布羅手下任職。杜布羅曾多次敦促吳廷琰實施政治改革。克魯拉克是一名海軍陸戰隊員，以相信利用軍事行動實現外交目標而聞名。他的氣質為他贏得了「野蠻人」的綽號，這個綽號源於他在海軍學院的摔跤生涯。 [9]國防部副部長羅斯威爾·吉爾派屈克（Roswell Gilpatric）指出，門登霍爾「在維吉尼亞州河一側（五角大樓，國防部總部）受到極大懷疑」， [9]而克魯拉克「在五角大樓受到普遍喜愛和信任，無論是在民用還是軍事方面」。 [9]

克魯拉克和門登霍爾的背景反映在他們對戰爭的相反分析中。克魯拉克對軍事進展進行了高度樂觀的分析，並低估了佛教危機對南越軍隊對抗越共的影響。 [6]他的結論是：「這場激烈的戰爭仍在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進行。受到政治危機的不利影響，但影響不大。」 [6]

 
美國總統約翰·F·甘迺迪

克魯拉克斷言，仍需要大量戰鬥，特別是在被視為越共最強大地區的湄公河三角洲。他指出，南越軍隊的所有級別的軍官都意識到佛教危機的存在，但他認為大多數人並沒有讓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對他們的內部軍事關係產生負面影響。他相信南越軍官們是忠誠的，並且可以預期他們會執行任何他們認為合法的命令。克魯拉克進一步斷言，政治危機並沒有對美南兩國的軍事關係造成重大損害。談到越南人對領導人的看法，克魯拉克預測軍官們會感到不滿。 [6]他認為這主要是針對吳廷琰的弟弟吳廷琰，他被廣泛視為政權背後的權力人。 [10] [11] [12] [13]克魯拉克相信大多數軍官都希望擺脫吳廷琰的影響，但只有少數人願意訴諸政變。三名美國顧問強烈批評了吳廷琰兄弟，並主張他們離開南越，以避免在聯合國引發公關災難。然而，克魯拉克認為這些問題被他認為成功的軍事行動所掩蓋，而不管政治領導層如何，戰爭將會取得勝利。 [9] [8] [14]他預測南越軍隊在改善治理方面的能力有限，並且認為他們不會發揮他們所擁有的任何影響力。克魯拉克樂觀地總結道：

除了越南境外的非常嚴重的政治和軍事因素外，如果繼續推進當前的美國軍事和社會計劃，不考慮執政政權的嚴重缺陷，越共戰爭將會取得勝利。

門登霍爾對此持不同意見，並認為反對崔廷瑞的情緒已經達到了一種程度，足以導致民政統治的崩潰。 [8]他報告了西貢、順化和峴港的「恐怖統治」， [9]並觀察到通常針對吳廷琰的普遍憎恨已經蔓延到備受尊敬的崔廷瑞。門登霍爾斷言，許多越南人開始相信吳廷琰統治下的生活比越共統治下的生活更糟糕。 [9]他預測，唯有進行政權更迭，戰爭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南越將陷入宗派內鬥或大規模的共產黨進攻中。 [9]這些相互矛盾的報告引發了甘迺迪總統著名的疑問：「你們兩個訪問的是同一個國家，對吧？」 [6] [8] [14]

爭論

克魯拉克試圖解釋這些對立的評估，指出門登霍爾調查了城市地區，而他則冒險進入了「戰爭所在」的鄉村地區。 [9]克魯拉克斷言，在西貢的政治問題不會妨礙軍事進展，他說：「我們可以在吳廷琰繼續掌控的情況下艱難前進，贏得這場戰爭。 [9]助理國務卿羅傑·希爾斯曼斷言，這些對立報告之間的差異「是軍事視角和政治視角之間的區別。 [9]在對不同觀點的爭論中，門登霍爾堅稱西貢在寺廟事件後已經「幾乎完全崩潰。 [15]他報告說，越南公務員擔心與美國人在一起被人看到。他回憶起一次訪問時，他不得不保持安靜，而他的越南東道主在房間裡悄悄搜索隱藏的竊聽器。門登霍爾斷言「西貢充滿了恐懼和仇恨的氛圍，人們對吳廷琰的恐懼超過了越共。 [15]他報告說，許多公務員不再在家睡覺，因為擔心被吳廷琰的秘密警察在半夜逮捕。許多官員最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爭取釋放他們參與親佛教抗議的孩子上。門登霍爾斷言，內部動盪現在比對抗共產主義者的戰爭更受優先考慮。 [8] [15]

門登霍爾譴責西貢對佛教徒的和解和善意姿態是一種公關手段。他報告說，因示威而在西貢被捕的外省僧人沒有按照承諾返回原籍地。門登霍爾指出，當僧侶被釋放時，吳廷琰的官員保留了他們的身份證件。這導致他們在試圖離開首都時再次被捕。由於他們沒有政府身份證明文件，這些僧侶被打上越共的標籤。隨著此類策略的消息傳遍整個首都，一些僧侶在西貢南越軍隊軍官的家中尋求庇護。門登霍爾堅稱，美國對這種局勢負有責任，因為它曾幫助吳家奪取權力，並為其提供武器和資金。他推斷，當吳廷琰使用武器對付自己的人民時，華盛頓也應當承擔責任。他表示，「拒絕採取行動與採取行動一樣，都是對越南事務的干涉」。 [15]

 
吳廷瑈（右圖）會見美國副總統林登·詹森

根據五角大樓文件，「兩份報告的關鍵失敗在於沒有理解越南軍隊正在扮演的基本政治角色」。 [6]文件得出結論，南越軍隊是唯一能夠罷黜並取代吳廷琰的機構。吳廷琰和吳廷瑈充分意識到這個潛在的威脅， [6]並採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他們篡奪了高級軍官晉升的特權，並根據對宮廷的忠誠任命將軍，直接向軍官發號施令。 [16]此舉引起了高級官員的深深不信任，並削弱了他們的權力。 [16]克魯拉克未能意識到，如果局勢惡化到對吳廷琰的不滿可能導致共產主義取得勝利的地步，將軍們會介入政治，因為他們知道在共產黨統治下會發生什麼。克魯拉克和門登霍爾似乎都沒有預料到，如果軍事政變發生，吳廷琰晉升政治的分裂影響將會在將軍們爭奪權力時顯現出來。兩人都沒有強調將軍們之間的政治爭鬥將產生不利的影響。 [6]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弗雷德里克·諾爾廷（之前曾擔任美國駐南越大使）對門登霍爾的分析提出異議。 [14]作為吳廷琰的辯護者， [17]諾爾廷指出門登霍爾對南越持悲觀態度已有數年。梅克林進一步加強並推動了門登霍爾的觀點，呼籲政府通過暫停非軍事援助對西貢施加直接壓力，試圖引發政權更迭。用梅克林的話來說：

這無疑會帶來危險。我們無法確定事件會如何發展。有可能，越南軍隊會分裂成敵對派系，或者新政府可能非常無能或不穩定，導致對抗越共的努力崩潰。因此，美國現在應該決定，在必要時引入美國戰鬥部隊，以防止越共在吳廷琰政權的廢墟中取得勝利。[6]

根據五角大樓文件的觀點，梅克林了解克魯拉克和門登霍爾忽視的軍政府的陷阱。 [6]不管怎樣，梅克林的結論是，美國應該繼續推動政權更迭，接受後果，並考慮派遣美國作戰部隊來阻止越共可能取得的勝利。 [18]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菲利普斯對湄公河三角洲的局勢發表了悲觀的預測。 [6]他聲稱「戰略村計劃」在三角洲是一團糟，稱他們「正被越共吞食」。 [18]當得知菲利普斯最近目睹了三角洲的一場戰鬥時，甘迺迪詢問菲利普斯的評估。菲利普斯回答說：「好吧，我不想反駁克魯拉克將軍，但我必須告訴你，總統先生，我們沒有贏得戰爭，特別是在三角洲地區。部隊陷入癱瘓，他們在軍營里，這就是西貢旁邊的一個省份實際發生的情況。」 [18]菲利普斯堅稱，除去吳廷瑈是改善局勢的唯一途徑， [14]而除掉吳廷瑈的唯一方法是引進曾在十年前鞏固了吳廷琰的地位的中央情報局特工，愛德華·蘭斯代爾上校， [18] [19]但這個提議被甘迺迪駁回。菲利普斯提出了三個建議措施：

  • 終止對黎光東上校[18]的南越特種部隊的援助，因為他直接接受宮廷而不是軍隊指揮部的命令。 [20] 8月21日，黎光東領導了對佛塔的襲擊，造成數百人死亡，並造成大範圍的物質破壞。 [21]這些特種部隊主要被用來鎮壓異見者，而不是與共產主義者作戰。 [22]
  • 削減了電影中心的資金，該中心製作了有關吳廷瑈的傳記電影。 [18]
  • 秘密進行行動，旨在分化和破壞黎光東和尊室訂少將。 [18]尊室訂是西貢的軍事總督和南越軍隊第三軍團的指揮官，是南越軍隊歷史上最年輕的將軍，這主要是因為他對吳氏家族的忠誠。 [23] [24]

在隨後的辯論中，甘迺迪問菲利普斯，如果吳廷瑈對削減的援助做出回應，將資金轉移用於支持他的個人計劃，會發生什麼情況。當問及吳廷瑈是否會將任何由此導致的軍事惡化歸咎於美國時，菲利普斯回答說，南越軍隊會反叛，因為那些出現在越共黑名單上的南越軍官不會允許共產黨亂來。菲利普斯表示，如果吳廷瑈試圖將軍事援助從部隊轉移用於支持他的個人計劃，美國人可以用手提箱裝著錢並直接送到鄉村。 [25]

強烈的分歧

 
美國副總統林登·詹森、越南共產黨總統吳廷琰和弗雷德里克·諾爾廷於1961年在南越總統府的合影

當克魯拉克打斷菲利普斯時，會議變得火藥味十足。克魯拉克聲稱當地的美國軍事顧問拒絕了美國觀察團軍官的評估。菲利普斯承認，雖然整體軍事形勢有所改善，但三角洲關鍵地區的情況並非如此。 [25]菲利普斯指出，西貢附近隆安省的省級軍事顧問報告說，越共在上周占領了200個戰略村莊，迫使村民拆除定居點。麥克納馬拉對截然不同的報道搖了搖頭。當克魯拉克嘲笑菲利普斯時，助理國務卿艾夫里爾·哈里曼再也無法克制自己，稱這位將軍是「該死的傻瓜」。 [25]菲利普斯以外交手腕接替哈里曼的發言，強調這是一場爭奪民心的戰鬥，而不是純粹的軍事指標。 [25]

梅克林通過主張使用美國戰鬥部隊來推翻吳廷琰政權並贏得戰爭，引發了更多的不安。他斷言「現在是美國施加直接壓力，實現政權更迭的時候了，儘管這可能令人不快」。 [26]梅克林堅稱，如果只是簡單地削減援助，將會引起反彈，因此美國部隊必須直接解決問題。梅克林後來寫信給美國國際傳播局局長愛德華·R·默羅，堅稱美國部隊會歡迎在共產黨升級的情況下參與戰鬥。在返回美國的旅途中，他曾斷言使用美國戰鬥部隊將鼓勵政變，並提高士氣以對抗越共。他還呼籲策劃一場政變，並要求美國表現出更多的決心。 [26]

菲利普斯和梅克林表達的悲觀情緒讓諾爾廷感到驚訝，他說菲利普斯的說法「讓我大吃一驚。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26]諾爾廷堅稱，梅克林在心理上很容易被洗腦，因為他最近與妻子分手了。當時，梅克林與《紐約時報》和合眾國際社的記者，大衛·哈爾伯斯坦和尼爾·希恩住在一起。 [26]哈伯斯坦和希恩都獲得了普立茲獎，並且都是吳廷琰的尖銳批評者。 [27] [28]

後果

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以及美國駐西貢大使館和國會中越來越多地考慮的一項策略是暫停對吳廷琰的非軍事援助。 8月 26日，美國之音錯誤地宣布暫停援助後，洛奇於8月29日獲得了停止援助的權利，如果援助會促成政變的話。與此同時，美國參議院開始向政府施壓，要求其對吳廷琰採取行動。希爾斯曼受到參議院遠東小組委員會的遊說。參議員弗蘭克·丘奇告知政府，他打算提出一項決議，譴責吳廷琰的反佛教鎮壓，並要求如果不實行宗教平等，就終止援助。這導致丘奇同意暫時推遲該法案的提出，以避免讓政府難堪。 [6] [29]

代表團在越南期間，國務院積極討論了使用有選擇性的援助暫停來向崔廷瑞施壓，讓他結束宗教歧視的策略。在 9月8日的電視採訪中，美國國際開發署主任戴維·貝爾警告說，如果吳廷琰不改變政策，國會可能會削減對南越的援助。 9月9日，甘迺迪對貝爾的言論進行了迴避，稱「我認為我們認為在這個時候削減對西貢的援助不會有幫助。」 [6] 而在9月11日，也就是克魯拉克和門登霍爾提交報告的第二天，洛奇改變了立場。在給華盛頓的一封長電中，他主張考慮利用暫停非軍事援助來引發吳廷琰的垮台。洛奇的結論是，美國無法從吳廷琰那裡得到它想要的東西，所以必須迫使事態發展到緊要關頭。同日另一場白宮會議後，丘奇參議員獲悉他的法案可以接受，於是他將該法案提交參議院。 [6] [29]

國家安全委員會於9月17日重新召開會議，以審議希爾斯曼提出的兩項處理吳廷琰的方案。希爾斯曼和他在國務院的同事們支持的計劃是「施壓和勸說途徑」。這涉及公共和私人層面一系列不斷升級的措施，包括選擇性暫停援助以及向吳廷琰施壓，以罷免吳廷瑈。 [6]另一種選擇是「與恢復的GVN軌道和解」，其中涉及公開默許吳廷琰最近的行動，並試圖儘可能地挽救局勢。 [6]這兩項提案都假設南越軍隊不會發生政變。 [6]在這個沒有定論的報告後，派出了後續任務組前往越南，即麥克納馬拉-泰勒任務組，由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斯維爾·泰勒領導。 [6] [29]

筆記

  1. ^ Jacobs, pp. 142–143.
  2. ^ Jacobs, pp. 144–145.
  3. ^ Jacobs, pp. 147–149.
  4. ^ Jacobs, pp. 152–154.
  5. ^ Jacobs, pp. 160–163.
  6. ^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The Overthrow of Ngo Dinh Diem, May–November, 1963. Pentagon Papers. Daniel Ellsberg. : 201–276 [2008-05-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4-24）. 
  7. ^ 7.0 7.1 7.2 7.3 Jones, pp. 356–357.
  8. ^ 8.0 8.1 8.2 8.3 8.4 8.5 8.6 Tucker, p. 263.
  9. ^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Jones, p. 357.
  10. ^ Jacobs, pp. 86–87.
  11. ^ Jacobs, pp. 111–112.
  12. ^ Tucker, p. 290.
  13. ^ Karnow, pp. 246, 250.
  14. ^ 14.0 14.1 14.2 14.3 Hammer, p. 208.
  15. ^ 15.0 15.1 15.2 15.3 Jones, p. 358.
  16. ^ 16.0 16.1 Karnow, pp. 252–253.
  17. ^ Tucker, p. 308.
  18. ^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Jones, pp. 358–359.
  19. ^ Tucker, p. 220.
  20. ^ Hammer, p. 130.
  21. ^ Jones, pp. 297–298.
  22. ^ Tucker, p. 227.
  23. ^ Tucker, p. 404.
  24. ^ Jacobs, p. 169.
  25. ^ 25.0 25.1 25.2 25.3 Jones, p. 359.
  26. ^ 26.0 26.1 26.2 26.3 Jones, p, 360.
  27. ^ Jacobs, p. 130.
  28. ^ Karnow, p. 312.
  29. ^ 29.0 29.1 29.2 Hammer, pp. 213–214.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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