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聞周報

國聞周報》是1924年至1937年間由國聞通訊社主辦的一家刊物,是一份以時政為主,兼及學術與文藝的綜合性雜誌。《國聞周報》當時的平均發行量在一萬五千份到兩萬份之間,對當時國內外重大時事多有詳盡的記載和評述,對研究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人文科學有極重要參考價值。

簡史

繼國聞通訊社1921年在上海成立之後,至1924年規模已經擴大。總編輯胡政之感到國聞社不能只是向各家日報供應新聞稿,而不發表本社言論,因而創辦《國聞周報》。

創刊月余後,原為國聞社出資方之一的皖系軍閥盧永祥江浙戰爭中戰敗,遂令一社一刊的經費面臨斷絕。此時天津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南來,欲在上海開設四行儲蓄會,需要一個發表言論的地方,而吳鼎昌與胡政之本是留日同學,雙方一拍即合,由吳每月以廣告費名義供給《國聞周報》400元,再加上其他經費來源,使刊物得以支撐發行。

《國聞周報》1924年8月在上海創刊。1927年發行第4卷時遷往天津,遂與國聞通訊社一道併入《大公報》業務(張季鸞:《國聞周報》和《大公報》是「姊妹事業」[1]);至1936年第13卷發行時遷回上海。1937年12月27日停刊。主持編務和參與編輯者除胡政之外還有馬季廉艾大炎王芸生徐鑄成等人。

文章

作為新聞通訊和時事雜誌,國聞周報對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及時發表評述,並且發表過許多著名文章。

自二十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界就「中國向何處去」展開過幾次論爭。例如,作為其中一派言論的代表,《國聞周報》的主筆馬季廉就曾寫過:「現在的資本主義早已踏上沒落的階段」,「為立國久遠計,我們不應拾資本主義的唾餘」。如另一派的代表人物胡適回憶,「當時,一班知識分子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2]

1930年代,對於國民黨在1929年三屆二中全會決議中所定之「訓政時期」六年、即1935年始可開行憲政的問題,社會各界在1932年展開熱烈討論,爭論是否應繼續維持黨治、或應按時轉入憲政。當時反對即行憲政的一派以梁漱溟為代表,其主張應先從鄉村教育及建設入手,而在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侈談憲政,病在不實。這一派中有陳之邁,也有《國聞周報》主筆馬季廉。以胡適、張佛泉蕭公權為代表的一派力倡如期施行憲政,認為在訓政時期由少數人把持政權,人民根本無由得到現代憲政的訓練,而只有憲政本身才是憲政最好的訓練。張佛泉更認為憲政本身不應預設完美與理想的狀況,即令一時間有所不完美,我們也應該先忍受一段黑暗的政治生活,才能讓憲政真正落實。兩派的意見都曾充分地發表於當時的《國聞周報》。

「九一八」事變後,民情激憤,民意高漲,對國民政府起初的「不抵抗政策」普遍表示反對,其時輿論也常常見於《國聞周報》。例如,歷史學者楊奎松的研究發現,當時「一向態度溫和的馬季廉竟公開主張:『現在我們人民要自動組織一個能夠肩荷政治責任的團體,要自動設置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再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只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3]

1935年6月,瞿秋白殉難後,其絕筆《多餘的話》也是初發表於《國聞周報》的。

范長江報導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之西北局勢的多篇通訊,除了由《大公報》予以報導外,亦由《國聞周報》全文刊發。

資料

  1. ^ 藍鴻文《看〈國聞周報〉編輯怎樣評論范長江的作品》一文。
  2. ^ 參閱李偉著《報人風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ISBN: 7563375406。
  3. ^ 楊奎松著《七七事變前部分中間派知識分子抗日救亡主張的異同與變化》一文,引自署名季廉的文章《挽救國難的一個私案》,載《國聞周報》第9卷第32期,1932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