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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細菌戰指控

韓戰細菌戰指控指在1950年代開始的韓戰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指控聯合國軍利用炸彈和炮彈投放毒物、病毒、細菌或利用化學藥品對戰俘進行注射和試驗的行動。美國方面則主張可以邀請國際紅十字會或世界衛生組織前往中國與北韓實地勘察證明清白，提案被蘇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多次否決[1][2][3]。美國改為向聯合國大會提案，聯合國大會各國投票支持公開調查方案設計，是為706號決議[1]；但中朝認為世界衛生組織為聯合國的下屬，屬戰爭中敵對當事方，國際紅十字會因美國影響力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和非公平性，因而拒絕這些機構介入調查，國際紅十字會或世界衛生組織最終未能調查[3][4]。

韓戰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畫

1952年中朝自行邀請來自六國的七位科學家，組成「國際科學委員會」，進入北韓和中國東北地區調查，發表了報告書，認為美軍在北韓有可能也具備能力拿病菌作為武器，對此美國有著文稱，有蘇聯方面宣傳的指示，以及中朝方面沒有進一步提出科學溯源證據支持其主張等[5][4][6][7]。生物戰是否事實，之後成為韓戰期間的宣傳戰，並引發學術界的爭論至今。

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首次使用細菌武器。大戰結束後，1925年6月在瑞士日內瓦簽訂的《日內瓦議定書》禁止使用細菌武器，但一些國家仍持續研究和使用[8]。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先後在中國東北、廣州及南京等地專門建立製造細菌武器的機構，並於1940年至1942年在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鼠疫和霍亂等病菌，造成此類這些疾病的發生和流行[8][9]。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美國對日軍731部隊免予起訴，以換取其研究內容[10][11][12]。《抗美援朝戰爭史》認為美國僱傭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北野政次等一批日本細菌戰犯，繼續秘密研究與製造細菌武器[11]。

1943年3月9日，美國政府政府購買了154英畝（62公頃），包括原來的92英畝（37公頃），並重新命名「 迪特里克營地」。同一年裡建立美國陸軍生物戰實驗室（英語：United States Army Biological Warfare Laboratories）（USBWL）。美國羅斯福總統在1943年聲明，美國的細菌武器政策是「不首先使用」（no first use）[13]。

指控

冬季不明疫情

1951年3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部長、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發表書面聲明，呼籲國際紅十字會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Red Cross Societies）正式譴責美國在北韓使用細菌武器和毒氣[14][15]。4月11日，杜魯門以「未能全力支持美國和聯合國的政策」為由撤了麥克阿瑟的職，由馬修·李奇微接任。5月8日，北韓外交部長電告聯合國安理會：從1950年12月至1951年1月，美國在北韓使用細菌武器散播天花。[16]:6-25月19日、24日和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說，美國正在準備使用細菌戰，並且指責美國在北韓戰場使用毒氣，以便為細菌戰做實驗檢查。9月22日，中國政府再次發表聲明，重申上述指責。9月，民主律師國際協會決定派一個委員會赴北韓調查各類「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民主律師國際協會」在一年之前(1950年)就被美國眾議院指為共產主義外圍組織[17]，一些學者的研究與中央情報局的報告也如此認為。[18][19][20][21][22]

1952年1月27日夜，美軍飛機在駐紮於北韓鐵原郡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第42軍陣地上空低飛盤旋，卻沒有投彈。次日早晨，第375團在雪地上發現了大批昆蟲，第42軍初步判斷可能是敵人散布的細菌蟲。這是中國人民志願軍首次報告美軍使用細菌武器。[23]隨後中朝方少數部隊和居民發生散在性的鼠疫和霍亂等烈性傳染病。毛澤東提出：「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面展開「反細菌戰」的防疫衛生運動。全面進行防疫教育與衛生宣傳，對軍隊普遍注射防疫，為駐地北韓平民注射疫苗132萬人次。清潔衛生、捕鼠、殺蟲、滅蠅，在4、5月捕鼠510多萬隻，撲滅了大量的蠅、蚊、蚤及其他昆蟲。很快控制住傳染病，年內軍、民的一般傳染病的發病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大為減少[8]。

 
《人民畫報》聲稱中方檢驗出美軍投放帶有細菌的跳蚤
 
《人民畫報》刊登中方防疫部隊進入細菌戰疫區

1952年1月2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衛生部和司令部收到42軍電報稱：美機於1952年1月28日飛過平康郡該軍駐地，戰壕雪地上發現多種昆蟲，有內蚤、蠅和類似蜘蛛的昆蟲。志願軍司令部隨後在一項報告中說：美國的飛機掌握北韓制空權，並且偶爾飛越中國領空散播天花病菌。報告認為這是導致當時爆發的霍亂、瘟疫以及其他傳染病的原因。中國政府旋即命令取證調查，同時又派傳染病防治人員赴北韓。2月2日42軍給司令部的進一步報告中稱，第375團戰士李廣福稱28日當天在駐地金谷里附近發現大量昆蟲。但因42軍衛生科技術設備及水平受限，尚無法確認昆蟲是否帶有細菌，遂報告上級[24]。

2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發電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商討取證調查事宜，並要求蘇聯細菌專家及設備的幫助。聶榮臻同時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門開始相應的準備工作。該日發布了《中央軍委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就美軍在北韓投撒帶菌昆蟲情況及處理意見的報告》。[16]:6-4

2月19日，毛澤東將聶榮臻的來電轉批周恩來注意這個問題，並為此做出必要的準備。[16]:6-42月19日晚，軍委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和副總參謀長粟裕就與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軍委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賀誠研究確定：將國內現存的全部340萬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劑和其他防疫用具連夜裝運，三天內全部空運安東然後轉送北韓前線，並立即趕製1000萬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到北韓[25][11][26]。

2月21日，毛澤東給史達林發電報，告之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使用細菌武器。[27]

2月22日，北韓外相朴憲永再度發表官方聲明，指稱美國在北韓戰場使用細菌戰。[11]:205[28]聲明說，美國飛機分別於1月18日、29日，2月11、13、15、16日在北韓地區空投了數種攜帶瘟疫、霍亂及其他細菌的昆蟲。與此同時，北韓的廣播電台也報導說，在平壤北部發現了美國的細菌彈，裡面裝滿了能夠在寒冷氣候下生存的帶菌蒼蠅。同日，在慶祝社會主義陣營「反殖民主義國際日」之後，蘇聯發表聲明，指責美國使用細菌戰。[16]:6-3中國官方新聞媒體開始大規模報道關於美國在北韓戰場使用細菌戰的消息。[11]:206

2月24日，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支持朝鮮外務相對美國細菌戰的指控。[16]:6-3與此同時，中國衛生組織公佈：中國東北部等地也發現了帶菌昆蟲。

美軍在韓戰中使用細菌彈的消息立即通過官方控制媒體傳遍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各國。事實上，早在半年前的1951年夏季，北韓已經大面積流行過瘟疫。而幾乎沒有衛生設施和條件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士兵中，各種傳染病如斑疹傷寒、天花、霍亂等等，也開始大面積流行。由於幾乎沒有醫藥可以救治，眾多的中國軍人不是死於戰鬥，而是死於流行病。[29]

2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表《關於反細菌戰防疫工作給志願軍的指示》，強調部隊首先統一對敵人進行細菌戰的認識[30]。

2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由東北軍區派遣戴正華代表軍委會衛生部前往調查。[31]

2月28日，聶榮臻再度發電給毛、周二人，指稱美國仍然在38度線一帶和50軍團上空散播帶菌昆蟲。並報告說，他已經動員44位中國昆蟲學家、細菌學家、傳染病學家、毒素學家、病理學家和營養學家赴朝，次日抵達前線。

1952年2月，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雅科夫·馬利克在聯合國會議上指責美國在北韓戰場使用化學武器。他不久前才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提議各國批准《關于禁用毒氣或類似毒品及細菌方法作戰議定書》，結果沒有通過[8]。

調查資格的爭執

3月4日，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發表聲明說：「我想清晰、明確地指出，這些指責是完全錯誤的。聯合國軍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使用任何種類的細菌戰。」[11]:206-207艾奇遜在聲明中同時要求指控美國使用細菌武器的國家，允許國際紅十字會調查團前往調查。同日，「民主律師國際協會」派出的委員會進入北韓，進行調查。[16]:6-5

3月8日，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嚴重抗議美國政府用細菌武器屠殺中國人民。聲明說：「美軍侵略軍自1952年1月28日在北韓發動大規模的細菌戰之後，又自2月29日起至3月5日止，先後以軍用飛機68批、448架次侵入中國東北領空，並在撫順、新民、安東、寬甸、臨江等地散布大量傳播細菌的昆蟲……。美國政府為了要達到其擴大韓戰、破壞遠東和世界和平的目的，不僅在朝對和平人民朝中人民武裝力量使用了國際公約和人類道德所絕對禁止的細菌武器，甚至還擴大這種罪行，對於中國東北的和平人民，也使用這一非法的細菌武器，來進行野蠻的挑舋。」聲明接著說，「對於美國政府這種公然破壞國際公約，違反人道的殘暴行為，中國人民是絕對不能容忍的。」[16]:6-3

周恩來還指責美國使用蛤蚧、紙包、衣物包裝、各種陶器和金屬製品作為容器，以蜘蛛等節肢類動物和小型嚙齒類動物等18種帶菌動物，散播家禽白血病等動、植物病菌[32]。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嚴懲撒布細菌的美國兇手。中國政協、中共和十二個民主黨派、團體聯合發表了《對於美帝國主義進行細菌戰的抗議書》。

3月11號，在發表否認聲明，並要求指責國家允許國際社會進行調查的一個星期之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直接向國際紅十字會發出要求，希望在有關地區進行調查。

3月12日，國際紅十字會對美國政府的請求做出反應：按照國際慣例接受這一請求，並立即向中國政府和朝鮮政府提出申請，希望調查行動得到中國和朝鮮的合作。並告知，印度政府將對調查行動提供必要的幫助。國際紅十字會計劃由一名巴基斯坦代表、兩名印度代表和三名瑞士代表組成的小型調查團，赴事發地展開調查工作。

 
1952年3月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從北韓返回北京，調查並確認韓戰細菌戰情況

3月15日，中國政府組成「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開始就美國使用細菌武器一事，分赴北韓和中國東北進行調查。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和由一些科學家組成的「調查在北韓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也進行了現場調查，調查的人員認定美軍存在細菌戰。19日，民主律師國際協會派出的委員會結束在北韓的調查。[16]:6-5

3月中旬，聯合國軍總指揮馬修·李奇微將軍再度否認關於細菌戰的指控，他並補充說：「設計出這些指控，明明是為了掩蓋共産主義者在對付一年一度普遍發生在中國和北韓的傳染病的無能和及時救助犧牲者工作方面的無能。」

3月20日，聯合國秘書長特呂格韋·賴伊把世界衛生組織將就美國在朝鮮散佈細菌的指控提供調查的議案，以電報形式發往平壤，徵詢意見。

3月26日以後，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再度公開正式否認對美國的這項指控。

3月20日至27日，民主律師委員會在北京進行調查。

3月28日，國際紅十字會就調查美國使用細菌武器一案，再度向中國、朝鮮發出請求合作的呼籲。

3月29日，聯合國秘書長特呂格韋·賴伊再度將世界衛生組織就美國在朝鮮散播細菌提供調查的議案，以電報形式發往平壤政府，徵詢回答。

3月中旬至4月中旬，蘇聯新聞媒體以其四分之一的版面和內容，大力宣傳「美國使用生物戰」。

3月下旬，平壤官方公佈：美軍在北韓北部散佈細菌達八百多次，散佈範圍達四十多個郡。但對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的調查要求置之不理。

3月29日，聯合國秘書長特呂格韋·賴伊三度將世界衛生組織將對在朝鮮戰場散播傳染病一事提供調查的議案發往平壤。

3月31日，國際紅十字會第三度向中國、朝鮮發出請求合作調查的呼籲。同日，民主律師國際協會委派的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在北京發表，指責美國在1951年5月6日至1952年1月9日期間，使用化學武器。[16]:6-5

4月2日，民主律師國際協會委派的委員會在北京發表第二份報告。報告指控美國軍隊在中國領土使用細菌武器，違反1925年禁止使用細菌武器的日內瓦議定書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6]:6-5這個委員會直接接受了指控者所提供的證據及其結論。報告結論說：「我們認為上述事實構成了美國的侵略行徑、美國的種族滅絕特別是反人類的罪行。它如同一個重大威脅脅迫著全世界，其限度和影響無法預知。」

4月6日，聯合國秘書長特呂格韋·賴伊第四次向朝鮮政府發出請求，要求允許並配合世界衛生組織進入北韓有關地區進行調查。朝鮮對此事繼續置之不理。

4月7號，中國政府自己的調查委員會發表報告，報告指出：美國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野蠻的和卑劣侵略行經。不僅犯下了侵略罪行，而且犯下了反人類的罪行。

4月10日，國際紅十字會第四次向中國政府、朝鮮政府發出呼籲，要求准許紅十字會調查團進入北韓和中國有關地區進行調查。並表示，如果在4月20日以前，北京政府、平壤政府仍然不做出回應，紅十字會將視為對這一請求的否決。

4月30日，由於中國政府和北韓政府都沒有回答國際紅十字會的多次請求，國際紅十字會表示，決定停止有關這項調查的努力。

5月開始，中朝方陸續公布了25名美軍被俘飛行員關於美軍進行細菌戰的供詞，其中3名上校軍階的戰俘分別供述了美國官方關於進行細菌戰的決策情況[8]。36個被俘的美國飛行員也供述他們投放了感染瘟疫的跳蚤和染毒的雞毛[10]。戰後，費席爾回憶到為了細菌戰的供詞他被人反覆拷打。[33]

1952年5月22日，聯合國軍總指揮馬修·李奇微將軍在再度聲明否認這項指控。他說：「聯合國軍沒有任何必要，在任何時間、以任何形式，使用細菌戰和毒氣戰」。

1952年6月20日，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提案，要求國際紅十字會調查細菌戰的指控，將結果向安理會報告。安理會6月23日討論美國提案，蘇聯則提案邀請中朝代表列席安理會。安理會7月1日會議對蘇聯提案進行表決，以1票贊成（蘇聯），10票反對，沒有通過。安理會7月3日對美國提案進行表決，以10票贊成，1票反對（蘇聯），提案被蘇聯否決。美國再度提案：「指出中朝拒絕國際紅十字會調查，卻一再指控細菌戰，而蘇聯重複中朝的指控，卻在安理會使用否決權阻止調查，安理會因此認為指控不實，並譴責偽造與散布不實的細菌戰指控」。安理會7月9日對美國新提案進行表決，以9票贊成，1票棄權(巴基斯坦)，1票反對（蘇聯），提案被蘇聯否決[2]。

1952年6月23日至8月31日，來自英國，法國，義大利，瑞典、巴西、蘇聯六國七位科學家組成的一個「國際科學委員會（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由英國劍橋大學生物科學家李約瑟博士率領進入中國和北韓進行了調查，調查後該委員會的專家們達成了一致意見並完成了《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在北韓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報告書》（又稱「李約瑟報告」），該報告稱美國從日本生化部隊學習細菌武器的使用和研發方法，並將之用於韓戰[4][34]。該國際科學委員會的組成緣由同年3月29日郭沫若在奧斯陸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執行局擴大會議上，建議由世界和平理事會組織一個國際委員會，來調查細菌戰；美國方面稱世界和平理事會是一個共產黨外圍組織[35]。

8月2日，《五個月反細菌戰防疫工作綜合報告》中說，敵人使用細菌的省份為「遼東……湖北，河南，雲南，四川等十九個省區」。」[36]。

1952年10月20日，美國向聯合國大會提案，指出蘇聯在安理會使用否決權阻止調查，要求聯合國大會調查細菌戰的指控。聯合國第一委員會在1953年3月27日到4月8日間討論美國提案，蘇聯則提案邀請中朝代表列席第一委員會，其他國家則指出：中朝只需要協助調查，列席第一委員會沒有必要；蘇聯提案以15票贊成，40票反對，沒有通過。16國在4月8日對美國提案提出修正案，由五國（巴西、埃及、巴基斯坦、瑞典、烏拉圭）組成委員會調查，提案以52票贊成，5票反對通過，提交聯合國大會[3]。聯合國大會在1953年4月23日以51票贊成，5票反對，4票棄權通過第一委員會提案，成為706號決議，由五國組成委員會調查細菌戰的指控[1]。聯合國大會主席在1953年7月28日報告，706號決議已經通知了中朝美日韓，美日韓表示配合調查，聯合國沒有收到中朝方面的答覆[3]，事後中方的解釋是聯合國屬戰爭中敵對當事方，美國提議組成的委員會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和非公平性，因而拒絕其介入調查[4]。

戰俘實驗指控

中國人民解放軍與第四國際認為除了通過空軍撒布病毒外，美軍還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和北韓軍隊戰俘身上注射化學藥劑，其中包括LSD、海洛因和大麻。美國中央情報局希望通過這些人體實驗而分析此類藥物是否可以作軍事目的用途[37][11]。早在1951年，中國的報道就聲稱美軍在戰俘身上做細菌實驗。[38]

美方反駁

根據謝爾登·哈瑞斯（英語：Sheldon H. Harris）的說法，儘管後來有確鑿證據表明美國赦免731部隊以換取他們的研究，但美國當局始終否認將研究結果用於實戰中。美國及其盟國雖支持聯合國的調查，但否認了全部關於其進行細菌戰的指控。

1958年，美國政府宣布，「民主律師國際協會」為掩蓋的共產黨組織，並指控公布該組織「美國犯罪在南韓報告」的記者約翰·鮑威爾為煽動叛亂分子。[39][40]在1959年的一次頗受關注的審判中，鮑威爾被指犯有13條煽動罪，而他的兩名助手被指犯有1條煽動罪。美國政府最終撤銷了所有指控。但鮑威爾餘生沒有再從事記者工作，鮑威爾之子表示其父被列入黑名單中[41]。據審判期間的新聞報道，負責此案的美國檢察官詹姆士·B·施納克 (James B. Schnake) 提交了一份宣誓書，其中表示美國政府準備規定「在1949年1月1日至1953年7月27日期間，美國陸軍有能力在攻勢和防禦上發動化學戰和生物戰……國防部負責官員已確定，洩露有關這一主題的詳細記錄將對國家安全極為不利。」[42]

戰後研究

一些歷史學家對1952年春季在北韓爆發的疾病提供了其他解釋。例如，有人指出，春季通常是中國和北韓的流行病高發時期，多年的戰爭也導致了北韓得醫療保健系統的崩潰。美國軍事歷史學家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疾病很容易在北韓境內的全體軍人和平民中傳播。[43]

  • 歷史學家張曙光教授，利用中國方面的可用資料，指出目前中國方面完全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解釋當時中國科學家如何推出1952年的疾病爆發是美國發起生物戰的結論，據此，張曙光進一步推論，此指控來源為毫無根據的謠言，而中國方面是刻意忽略相關指控的科學調查以利其國內和國際宣傳[44]。
  • 1986年，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加文·麥科馬克（Gavan McCormack）認為，美國使用生物戰的說法「遠非天生不可信」，並指出供認不諱的戰俘之一沃克·馬胡林實際上與迪特里克堡有關聯。[45]他還指出，在考慮部署核武器和化學武器時，沒有理由相信道德會否決生物戰。[46]他還表示，1951年爆發的病毒性出血熱與生物戰有關。然而，到2004年，麥科馬克改變了主意。在一本關於北韓的書中，他寫道，凱薩琳·韋瑟斯比和米爾頓·萊滕貝格出版的蘇聯檔案「對細菌戰提供了零碎但有說服力的解釋」，不過他稱「對這些文件的分析幾乎可以肯定，北韓、中國和俄羅斯人進行了一場激烈、複雜、人為和欺詐的國際運動——一場巨大的欺詐……」[47]
  • 歷史學家Jon Halliday和Bruce Cumings在1988年出版的《北韓：未知的戰爭》一書中也表示，這項指控可能是真實的。[48][49]他們質疑北韓和中國是否可以「上演一場壯觀的騙局，動員數千人」，讓數十名中國醫生、科學家和高級官員「偽造證據、撒謊和發明醫療欺詐」，將他們本已緊張的大部分後勤資源用於防禦生物戰，而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一場針對美國的宣傳運動。[49]
  • 著名的親共記者貝卻敵在戰時曾經報導細菌戰，研究冷戰史的歷史學家現在對這些報導多數不予採信。[50]
    1. 他的同事丹尼斯·華納（英語：Denis Warner）認為：貝卻敵所有細菌戰的報導都是編造的，並且指出了這些報導和傑克倫敦的科幻小說的相似之處 [51][52]。
    2. 根據俄國解密的檔案[53]，Robert Manne（英語：Robert Manne）教授與Herbert Romerstein（英語：Herbert Romerstein）教授認為貝卻敵被蘇聯克格勃收買，並且說謊否認他是共產黨員[54][55]。
    3. Tibor Méray，一名到場採訪但在1956年匈牙利事變後出逃的匈牙利記者指細菌戰造假，他說關於細菌戰的宣傳「必然是經過了龐大的陰謀網設計實施的」[56]。
  • 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認為細菌戰是中共編造的謊言，[57]並以酷刑迫使美軍被俘飛行員配合說謊。[58]
  • 美國記者約翰·鮑威爾（英語：John W. Powell）因報導韓戰美軍細菌戰1956年被美國政府以煽動叛亂罪起訴；雖然他翻查美國國防部檔案多年沒找到任何檔案證據，但並未放棄，他的解釋是挖得越深越多證據就越會被銷毀掩蓋[59][60]。
  • 1989年，英國對731部隊的一項研究有力地支持了美國和日本在南韓的生物戰罪責理論。[61]
  • 國立政治大學藤井志津枝教授在1995年10月發表論文，聲稱美國徵調前日軍「731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中將與北野政次中將及「100」細菌部隊部隊長若松勇次郎中將率領前731部隊成員在朝鮮戰期間赴韓國發動細菌戰以阻止志願軍之南進[62][12]。其中提到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出乎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意料之外加入朝鮮戰戰場，聯合國軍遭遇重大打擊，向南撤退。聯合國軍為求扳回劣勢即決定施行生化戰。三部隊長及日本醫師會會長田宮猛雄來至北緯38度南北韓分界線勘察，並以防衛38度線為目的。12月，在美軍南撤時所用之細菌武器為731部隊在中國東北所研製的流行性出血熱（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病原體。細菌戰的對象為下列五種：
  1. 軍隊炊事房
  2. 警察餐廳
  3. 軍隊、政府、共產黨的宴會場
  4. 城市的水池河川
  5. 共產黨高級幹部的任宅
美軍因此於1952年豁免日本陸軍軍醫官佐1000餘名。北野政次與美軍C.B. Philip 上校之聯繫也被公開[12]。 （註：流行性出血熱可能就是後來鑑定的由漢他病毒引起的漢他出血熱。此外，藤井的說法存在基本錯誤，1952年乙級、丙級戰犯的全體釋放是由於舊金山和約第11條，及杜魯門總統10393令允許日本政府減免戰犯刑罰，之後在日本國內4000萬人簽字的戦犯赦免運動[63]背景下，1952年12月9日眾議院所決定。「52年的東京大審判」更是匪夷所思，因為東京審判在1948年就結束了。且聲稱731部隊軍官如石井四郎參與戰爭早在五十年代就已提出。[64]
  • 美國軍醫在1997年出版的《Medical Aspects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中，引用了1952年8月細菌戰指控達到高潮時，北韓政府給波蘭的信，信中要求資金用來買衣服，而不是如以前用來買血清與疫苗。令人懷疑北韓政府是否相信真有細菌戰[65]。
  •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中引用了蘇聯外交官拉祖耶夫在1953年4月寫給貝利亞的信，提到「經我檢查中國人的說法是虛假的……疫區和墳墓是被人為造出來的」。原因是研究人員在接到這些羽毛後，僅做了細菌學的培養，發現在形態上有與炭疽桿菌相近的細菌，據說可能是枯草菌。[66]。
  • 中國紀錄片說1993年歷史學家在美國解密的檔案中找到了一份有關細菌戰的美軍文件。在這份文件中，美國陸軍司令部曾制定了使用毒氣和生化武器的作戰計劃。[67]歷史學家同時指出，它僅僅是一份計劃。[68]
  • 據中方報導，2001年7月26日至8月5日，日本靜岡大學歷史教授 Mori Masataka [69]帶領一個日本「韓戰細菌戰調查團」在北韓和中國東北，調查在戰爭期間美國是否有使用細菌彈。在訪談中，他說通過這次調查，再次確認一個事實 ：那就是美國的確在韓戰中使用了細菌彈。Mori Masataka說一些美國媒體和日本隱瞞了細菌戰的事實。他們的組織將收集美方證人，同時敦促美國釋放的信息給公眾[70]
  • 2001年在日本出版的《陸軍登戶研究所的真相》一書指出，日本731部隊的成員在韓戰期間為隱藏在橫須賀海軍基地內的美國秘密部隊的「化學部門」工作，從1955年至1959年也為美國境內的項目工作。[71]
  • 2002年，美國陸軍軍事歷史研究所所長 Conrad Crane 發表論文，認為美國在朝鮮戰期間沒有能力或意願進行細菌戰。[72]
  • 2002年，普林斯頓大學 Ruth Gogaski 教授發表論文，對細菌戰提出新的解讀角度，認為中國的反細菌戰運動與接下來的愛國衛生運動，都是毛澤東動員群眾的政治運動，是向大自然與帝國主義宣戰的開始。從大躍進到修建三峽大壩，都可以看到這種挑戰大自然的精神。[73][74]
  • 2004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學家楊念群發表文章，從社會歷史學的角度解讀1952年的反細菌戰事件和愛國衛生運動，認為是中國利用公眾對細菌戰的恐懼情緒和民族主義的對外抵抗意識，來培養民眾普遍的集體抵抗意識，從而為現代民族主義式的群體行為構築心理基礎。[75]
  • 李約瑟博士當年率領「國際科學委員會」進入北韓和中國進行實地考察並做出指控為實的報告，因而上了美國政府的黑名單，直到1970年代才從名單中移出[76]。2008年出版李約瑟傳記的作者西蒙·溫徹斯特（英語：Simon Winchester）評價道：「李約瑟理智地愛著共產主義，然而共產黨的間諜卻無情地欺騙了他。」[77]:199–200:212
  • 劍橋大學的Bowett教授在2008年出版的《聯合國軍法律研究》指出，美國1952年提議由國際紅十字會調查，與聯合國大會1953年706號決議由五個中立國組成委員會調查，中朝都置之不理，因此細菌戰屬實的可能性極小[78]。
  • 美國科學家聯盟表示，沒有流行病學資料顯示北韓當時有流行病，細菌戰的指控也沒有證實[79]，美國科學家聯盟列舉的實驗，地點都在美國國內[79]。
  • 昆蟲學家傑弗里·A·洛克伍德（Jeffrey A.Lockwood）在2009年寫道，迪特里克堡的生物戰項目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就開始研究昆蟲作為疾病媒介的用途，並在戰後聘請了德國和日本科學家，他們在戰俘和集中營囚犯中進行了人體實驗。科學家們在他們的生物戰計劃中使用或試圖使用多種昆蟲，包括跳蚤、蜱蟲、螞蟻、虱子和蚊子，尤其是攜帶黃熱病病毒的蚊子。他們還在美國進行了測試。洛克伍德認為，美國很可能確實使用了韓戰期間從飛機上扔下的昆蟲來傳播疾病，而中國和北韓在提出這些指控時並不僅僅是在進行宣傳活動，因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和國防部長在1950年秋「最早可行的時間」批准了這些昆蟲的使用。當時，它有五種生物戰劑可供使用，其中三種是通過昆蟲媒介傳播的。[80]
  • 2010年3月，半島電視台英語新聞節目《人民與權力》（People & Power）對這一指控進行了調查。 在該節目中，森正孝（維基數據所列：Q128087459）教授調查了美國生物武器彈殼等歷史文物、當代文獻證據和目擊者證詞。該計劃還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發現了一份重要文件，其中顯示 1951年9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下令開始 "大規模實地試驗......以確定特定生物武器（細菌戰）製劑在作戰條件下的有效性。" 森正孝總結道： "在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違反了《日內瓦公約》。我認為這就是美國人拒絕承認指控的原因。但我毫不懷疑。我絕對相信這是真的。" 該節目最後指出，目前還沒有任何確鑿證據證明美國無罪或有罪。
半島電視台還曾要求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就韓戰期間是否展開細菌戰等問題接受採訪，但被對方拒絕[81][82]。
  • 2013年11期《炎黃春秋》登載稱原志願軍衛生部部長吳之理1997年的回憶，說「52年（美國投放）細菌戰是一場虛驚。這事是我幾十年的心病，只覺得對不起中外科學家，因為他們可能知道真相，但服從政治鬥爭需要，他們是受我們騙了！我不止一次向黃克誠（總參謀長）說對不起他們。黃說，你不用這麼想，搞政治鬥爭嘛」[83][84]。但崑崙策研究院的豫民質疑該文的真偽，即該文是否為吳之理的遺作（吳之理2008年去世）或只是造假之文[85]。同時，中國抗美援朝紀念館也對其真實性提出質疑，因為吳之理已經在文章發表前去世，無法辨別真假。

文忠志和哈格曼的研究以及韋瑟斯比和萊滕伯格的研究

1998年，加拿大歷史學家文忠志和約克大學的愛德華·哈格曼在他們的著作《美國與生物戰：冷戰初期和北韓的秘密》中稱對美國進行生物戰的指控是真實的。出生於上海的文忠志是一位共產主義者，同時是加拿大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文幼章的兒子[86]，他是蘇聯附屬組織世界和平理事會的重要成員。

對這本書的評價呈現兩級，一位美國軍事學院教授稱這本書是「糟糕歷史」的一個例子，[87]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稱該書缺乏直接證據「令人震驚」並且「爛透了」。[88]而其他評論則稱讚了這本書，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研究主任說：「文忠志和哈格曼是該主題最權威的著作「《南韓季刊》的一篇評論稱其為「一部引人入勝的嚴肅學術著作......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即美國實際上在韓戰期間確實秘密進行了生物戰「，而美國雜誌《國家》的一篇評論稱其為」最令人印象深刻、最專業的研究，而且在官方文件允許的範圍內，這是迄今為止起訴的最佳案例」。[87]中國日報的一位特約撰稿人指出，他們的書是唯一一本將美國、日本、加拿大、歐洲和中國的研究結合起來的書，因為他們是「第一批獲准訪問中央檔案館機密文件的外國人」。[87]

作為對文忠志和哈格曼研究的反駁，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的凱薩琳·韋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和米爾頓·萊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在1998年公布了一批蘇聯和中國的文件，他們說這些文件揭示了這些指控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虛假宣傳活動。[89]這些手抄文件來自俄羅斯總統檔案館，由俄羅斯研究人員提供給日本記者內藤康夫，並以日文發表在《產經新聞》上。其中提到：「參與假造所謂使用細菌武器的「證據」這一行為的蘇聯工作人員，將受到嚴厲的懲處。」[90]。韋瑟斯比承認，由於文件的收集方式，使得其缺少印章或簽名，無法確認其真實性，但由於它們的複雜性和交織的內容，使得這些文件「極難偽造」，因此來源可信。他們說，北韓衛生部長於1952年前往瀋陽，在那裡他購買了一種鼠疫桿菌培養物，並用於感染被定罪的罪犯，然後用組織樣本來欺騙國際調查人員。這些文件包括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蘇聯和中國領導人會晤的電報和報告。例如，蘇聯情報部門負責人貝利亞的一份報告指出：「建立了假瘟疫區，組織葬禮……並採取措施迎接瘟疫和霍亂桿菌。北韓內務部的顧問提議用霍亂和瘟疫桿菌感染被判處死刑的人……」這些文件顯示，在第二年史達林去世後，蘇聯才停止了虛假宣傳活動。

這些披露出來的文件引起了爭議。凱薩琳·韋瑟斯比和米爾頓·萊滕伯格認為他們的證據是確鑿的，足以證明對美國細菌戰的指控是虛假的。2001年，美國作家赫伯特·羅默斯坦（英語：Herbert Romerstein）支持韋瑟斯比和萊滕伯格，同時批評文忠志和哈格曼的研究，理由是他們的研究是基於中國政府提供的文件。[91]馬里蘭大學的研究員Milton Leitenberg出版了《韓戰細菌戰指控已解決》(The Korean War Biological Warfare Allegations Resolved)一書，就引用了這批蘇聯文獻，稱史達林早已知道細菌戰是朝中方的虛假宣傳[92][93][94]。《CNN》、《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報導了他們的研究[95][48]。美聯社也報道了韋瑟斯比的研究結果，但是對文忠志的報導要求置之不理[96]。除此以外，很多中國學者也認可這項研究。作家北明認為這些檔案是真的，並將檔案翻成中文發表於《北京之春》[97]。中國研究冷戰歷史的著名學者沈志華也相信這些檔案是真的，不大可能假造，但是他認為事關重大，要到俄羅斯去把原件找出來才行[98]。這些文件也引起了許多人的質疑，文忠志和哈格曼指出這些文件實際上是手寫副本，「原始資料沒有披露，收藏的名稱不確定，也沒有卷號可以讓其他學者找到和檢查文件」。[99]他們聲稱，即使這些文件是真實的，也不能證明美國沒有使用生物武器，並指出韋瑟斯比和萊滕貝格的分析存在的錯誤和不一致之處。[96][100]同時，俄羅斯政府從1990年開始解密部分前蘇聯檔案，但沒有學者見過這些檔案的原件，因此這些檔案的真偽還有爭議。[101][102][103][104]中國軍事科學院的齊德學認為：在俄羅斯沒有公布完整的原始檔案文獻之前，在中國檔案文獻能夠證明這些檔案抄件的內容之前，任何對這些檔案真實性的判定都只是一種推測，而不能形成確切的結論。美國《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在發表這一批抄件時專門指出，在正式的檔案文獻公布前，這批文件的真實性將始終受到懷疑[26]。澳大利亞作家麥可·彭布羅克稱，韋瑟斯比和萊滕伯格研究文件中與貝利亞有關的文件大多是在史達林死後的權力鬥爭時期創建的，因此值得懷疑。[105]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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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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