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史

人类学史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出现甚早，早在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中广泛论述。但随着西方文化对“人”的概念不断改变，其指涉的意涵也有所不同。一直到19世纪晚期，今天所认识的人类学才在英国确立下来，作为称呼这门研究人类整体与特殊性的学科之名称。即使如此，之后的人类学仍经过若干次变革与反思，其主流理论与观点已和其最初的理论观点大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唯一保留的是，今天的人类学仍强调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田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人类学史以各时期的重要理论进行时间上的划分。虽然每个理论各有其主张，但基本关注问题在于各民族的差异性为何、人类学家（特别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该如何察觉其研究对象〈特别指非西方的各民族文化〉的特征、以及透过对异文化的研究反思西方文化或人类文明。由于绝大多数的人类学家们是在西方社会，特别是英国与美国的环境中接受训练，他们的研究理论往往受到西方文化中其他学科影响，特别是传统人文学中的历史学、哲学与文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等这几门学科的影响格外深远。此外，人类学理论介于科学与人文学的观点，而非纯然偏袒两者中任何一方，这也是人类学史的一大特色之一。

人类学起源

以人类作为讨论对象的学术思想并非近代的产物：公元前4世纪时，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De Anima）里便以形而上学的角度讨论人与植物、动物的差别。然而这些想法仍仍停留在

人类学发展

早期（1870年代—1910年代）

古典进化论

在这个时期，人类知识开始突飞猛进的增长，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研究组织开始建立，知识探索慢慢地进入到一个专业化的时代。在经济上，殖民贸易的产生使得西方与外界的各种不同的文化交流碰撞。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诞生与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古典进化论，或称演化论诞生了。而古典进化论的产生是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的界碑。该学派活跃于19世纪60至90年代，成熟的标志是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

早期的人类学家通常被称之为“单线进化论者”。他们坚信所有的文化基本上都沿着单一的发展线路以及同样的阶段在演变，即从野蛮到文明。德国的巴斯蒂安提出“心理一致说”，认为人类追求进步的心智和本质是一致的。面对当时不同的文明，摩尔根提出出社会进化大纲：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认为社会文化进步的路线与阶段一致。同时在对亲属称谓的研究当中，归纳出“分类式”与“说明式”两种。古典进化论的人类学家相信人类和世界都是遵从自然、外在和既定的进步规律，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同质不整合（机械团结）到异质整合（有机团结）的方向发展。他们认为每一种亲属称谓制度或形式，都是某种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反映。于是乎产生了家庭进化的观点：血亲家庭、伙婚制家庭、偶婚制家庭、父权制家庭、专偶制家庭。进化论者相信人类心理一致，并且愿意承认白人与非白人在基本能力上的平等，但他们却不愿意接受两者在文化上平等的观念，认为某些文化确实优于其他文化。

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形成理论化的体系。泰勒使用残存法、比较法、统计法；而摩尔根则使用问卷调查法并深入实地进行调查（但是在他的调查中，还没有形成田野工作的理论）。

古典进化论，没有考虑环境与地理所造成的文化的区域性与民族性，其立论基础是人类心智能力的一致性。然而这一理论以西方文化的“进步性”为前提，为欧洲中心主义作了论证。后来，普里查德在他的《论社会人类学》里批评古典进化论是一种“猜想的历史”或“推测的历史”。古典进化论的基本结论与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即被悬置。

传播学派

传播学派将人类社会文化的变迁归因于从一起源地传播到其他地方的学派。该学派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发展。它反对的是独立发明说和平行发展论，也就是对古典进化论的反驳。

德国学者拉策尔被认为是第一位伟大的传播论者。他开创的“人类地理学”提出单一文化要素趋向于传播到其他地方，而整体文化复合体则通过迁移扩散开来。他还提出了“文化区域”的概念。弗罗贝纽斯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概念：“文化圈”。在他的基础上，格雷布内尔提出了“地理文化圈”和“交迭文化层”。除此之外，施密特构架了四个基本文化圈：狩猎采集者、园艺种植者、精耕细作者、亚欧美的古代文明。

在英国，史密斯爵士与佩里两人认为所有伟大事物都源自于埃及法老、木乃伊、金字塔和太阳崇拜，他们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不过是那个曾经辉煌之地的暗淡残迹。佩里还有著述《太阳之子》。

该学派的理论要点可以归纳如下：

1. 其相信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2. 其认定文化采借多于发明。
3. 其认为不同文化间的相同性是许多文化圈相交的结果。
4. 其认为古典进化论忽略了传播迁徙，并从传播角度重构了人类文化史。

中期（1910年代—1970年代）

20世纪初人类学研究出现了重大转折：在美国，历史特殊论在1910年代后逐渐从一片争议声中兴起，成为美国人类学界的主流。他们批判古典进化论与传播论天马行空般地将人类同质化，试图将各文化视为不可比较的独立单位，另一方面将松散的人类学界整合成严谨的学术体系，把人类学重塑成全貌观（holism）的学科；结构功能论则在1920年代的英国人类学界扮演类似的角色。他们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并从功能论的角度分析不同社会，试图以较实证的科学方式呈现社会的整体样貌。虽然这两个学派立足点与发展完全不同，但皆具备以下特点：

1. 他们将每个文化与社会视为独立的平等单位，且有意识地回避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想法。
2. 全貌观被视为人类学家应具备的视野。一名人类学家研究其他社会与文化时不能仅有个别面向的了解，而必须有整体的认识。
3. 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取代比较研究法，成为人类学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从此田野调查变成人类学家的标志，民族志则是理论与研究的基础。
4. 人类学家研究的文化（主要是西方人口中的“原始”文化）被视为“不会改变”的。犹如考古学家的发掘工作，人类学的目的在于“抢救”这些文化。

除了第四点外，前三点并未随学派迁变而消失，反而流传至今，成为人类学最重要的核心认同。

以上两大学派位居主流地位，除了理论随时间做出部分修正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受到其他学派挑战。这段全盛时间里，两个学派组织各种学术机构，利用有限的资源将人类学推广到英美各大学、政府机构、企业里，使人类学摆脱俱乐部式的学术环境，逐渐转型为大众普遍认同的学院式学门。同时，他们在各大学人类学系里吸收从两国各殖民地与印度、中国等非西方文明来的学生，将他们栽培成学者后送回母国从事教职或进行研究，使得人类学开始摆脱西方文明的区域限制，将影响力深入各文化圈里。由于他们的努力，人类学发展迅速，到1950年代中期时在英美已拥有数千名成员。但这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实际研究遇到的问题与大环境带来的影响使质疑两学派理论框架的声音在1950年代后逐渐浮上台面，其中最初的两位挑战者分别是过去数十年被刻意回避的唯物论与修正过的多线进化论观点。

1950年代初，唯物论以数种面貌重新出现在美国人类学界，其中生态人类学将文化与生态做连结，深刻影响到考古学界的新考古学学派。约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源自法国的结构主义风潮吹入英伦岛上，使英国人类学界继功能论后再次受到法国学派的影响。这两个学派除了挑战既有学派的理论外，也让人类学被迫正视一个新问题：当各殖民地纷纷脱离母国控制，建立现代化的政治与社会体系时，人类学家要面对的还是过去被视为“一成不变”的文化群体吗？新一代的人类学家为了解答这问题，除了继续传统的“原始文化”研究外，开始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心理学中找寻新理论，一方面从大格局探讨全球化体系对各区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

历史特殊论

以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为首的历史特殊论派（博厄斯学派）是一种以历史特殊论作为基本理论核心，以文化区作为研究方法，以文化相对主义为研究态度而建立起来的人类学理论。

• 文化区分析法

文化独立论：反对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的主要理论工具。文化相对论：文化决定了文化。

• 文化区理论

文化区是一个人类学研究文化的单位。文化的最小单元是文化特质。

博厄斯的学生们给该学派作出了许多贡献。克鲁伯通过研究西方妇女服饰三百年的变化，提出文化形貌理论，主张“超有机体论”的文化观。威斯勒的年代-区域假说提出：那些在外围发现的文化特质较为古老，而在中心区发现的那些文化特质较新。罗维在《初民社会》当中强调“物质文化的历史”与“社会组织的历史”的张力。他认为通过物质文化来评判优劣是容易的，但是通过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则不然。萨丕尔在语言的研究中提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并在《语言论》指出“语言结构制约着思维模式，因而也决定着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还有两位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分别是本尼迪克特与米德。本尼迪克特的研究重心在文化与国民性上，而米德则在文化人格上。

在自然科学独大的年代，历史特殊论伸张了文化的特性，起到了抢救濒危文化的作用，并对美国的自由主义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在批判已有理论的同时，却没有构建起完善的新理论。此外，它的文化观厚古薄今，应用性比较差。

文化与人格学派

文化与人格学派又常被称作“文化中的人格”，“心理人类学”，“心理文化分析”等，其定义也相当多。一般地来说，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重点研究依文化而变化的个人，如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等。

弗洛伊德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与卡迪纳的基本人格结构，被看作是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心理学基础。

本尼迪克特的国民性研究呈现在她的两部作品当中。《文化模式》指出文化就是“大写的个性”，并总结出三种文化模式：阿波罗型、迪奥尼斯型、妄想或偏执型。而她对现代国家的国民性研究则是《菊与刀》。其带有新精神分析的色彩，注重对于儿童早期经验分析。

米德的观点是文化决定人格。米德的《来自南海》三部曲：《萨摩亚人的成年》、《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归纳出一些结论，例如她认为“以往我们归诸于人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应。” 同时关注于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她还在《文化与承诺》当中阐释了文化传承与代沟问题，并且归因于文化。

此外，林顿关于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也十分重要。在他的《人的研究》当中，他着重研究了个人心理结构如何影响文化。他与雷德菲儿德、赫斯科维茨成立文化涵化委员会，着重研究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碰撞过程，文化的移入或适应的特点。他还提出了“本土主义运动”，他将其定义为“社会成员在复兴或永久保持其文化精神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

克拉克洪综合各家观点，重新定义文化的概念，并十分重视价值体系的研究。他主张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应当运用与现代的文明社会。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主张跨学科的文化比较研究。

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之中，许烺光认为“人格”这个概念应当是指个人一生中与社会文化产生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并主张用“心理人类学”来称呼“文化与人格”。

当代人类学（1970年代以降）

诠释人类学与象征人类学

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又译符号人类学）或阐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的主要人物有克里弗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与大卫·施耐德（David M. Schneider）等，兴起于1960年代英美，视文化为一套由象征与意义构成的象征体系，因此人类学家必须视异文化为文本，借由田野调查等长时间的研究方式，解读并细腻地诠释当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