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石窟

石钟山石窟,又称石宝山石窟,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钟山上,开凿于南诏中后期至大理国。因山上有大石如巨钟,因而得名石钟山。石窟分布于石钟寺、狮子关、沙登qiàn,共17窟,造像233躯。造像题材有佛、菩萨、天王、明王、僧人、居士、供养人,以及南诏王及其侍臣、亲属等。[1]造像具有浓郁的唐宋艺术风格及地方民族特色;多用圆刀技法,布局严谨而有层次,线条圆润流畅,人物身材匀称,带有生活气息。造像内容及雕刻技法上,与四川、重庆等地唐、宋石窟有较多相似处。[2]

石钟山石窟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
地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
坐标26°21′10.65″N 99°50′29.46″E / 26.3529583°N 99.8415167°E / 26.3529583; 99.8415167
分类石窟寺
时代南诏大理
编号1-47
认定时间1961年
地图

历史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李元阳游览狮子关题刻

石钟山石窟创建时间已不可考,最晚于南诏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大中四年)即已开始[a]。造像延续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三代,直至大理中后期,最早结束于大理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南宋淳熙六年)[b]时期,由李元阳狮子关游览题记、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材料,时人确知石钟山石窟的存在但不以为意。1939年,李霖灿赴石钟山石窟考察,并于次年将考察报告寄沈从文。此为石钟山石窟进入学术界视野之始。李霖灿推断石钟山石窟石凿于南诏,是报告中最重要的学术论断。1950年,宋伯胤随中央西南访问团到云南作首次民族调查;作为此次调查的成果之一,宋伯胤《记剑川石窟》刊载在1957年4月《文物参考资料》。1961年3月,石钟山石窟(包括石钟寺、狮子关、沙登[c])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云南大学历史系组成剑川石窟考古研究课题组,再次对石窟进行全面考察,出版《剑川石窟——1999考古调查简报》。

石窟

石钟寺

  • 第一号窟:异牟寻议政图(大理国)
开凿于大理国末。雕王者及侍臣像共9躯。中为王者,戴冠,着圆领宽袖长袍,坐双龙头靠椅。座前雕一童子,头顶仰莲托盘,左手抚膝,右手扶盘,盘中有香、花、果供养。王者左手三人,分持短棒、长柄扇、曲柄剑;右手两人,一捧盒,一背斗笠持曲杖。龛之左右两壁各雕文官一驱,对坐。窟右壁另存阴线雕刻人像一个,可能是天竺僧人形象。按当地传说,此龛主尊像为南诏异牟寻王,左右对坐文官即当时领、议政之清平官。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赞同,故俗以“异牟寻议政图”命名。护卫仪仗中的剑、曲杖,或为《蛮书》所载的“铎鞘”、“赤藤杖”。主尊所带之冠,亦可见于《张胜温画卷》,《蛮书》称之为“头囊”。根据比较一致的结论,本窟开凿于大理国时期,而尊像系前代雄主。因此,本窟造像显非功德龛,又不同于中原地区石窟将帝王尊像与佛像融为一体宣示“皇帝即当今如来”的窟龛,其造像意图有待探讨。

本窟实际上有明确纪年“隆德七年宾川人李成德游此”的墨书字样。但大理国年号失考,无从对应公元纪年。

  • 第二号窟:阁逻凤出巡图(大理国)
开凿于大理国,造像整体布局类似一号窟。王者居中,戴冠,着圆领宽袖长袍,坐双龙头靠椅。座椅垫褥四周雕花,边缀缨带。屏风雕日月及飞龙。王者右手略低,有一着袈裟持念珠坐像,像后撑曲柄伞,可能是一极有地位的僧人。王者身后左右,有侍从像6躯,抱剑、持扇、举旗等。窟之前侧,左右各雕一文官,疑为清平官。本窟造像,人物高低相间,主次分明,布局严谨。线条流畅,雕刻细腻,在石钟山石窟中实属雕刻最为精致的一窟。一般认为,二号窟主尊为南诏阁逻凤王;僧人像则是传说中阁逻凤之弟,即“阁陂”和尚[d];清平官之一,则是撰写《德化碑》的郑回。习惯上,以“阁逻凤出巡图”命名本窟。与一号窟相同,本窟造像意图尚不明确。
  • 第三号窟:地藏王菩萨造像(大理国)
开凿于大理国。为单尊像,作比丘打扮,戴风帽,饰耳环、璎珞,着圆领通肩袈裟,跣足倚坐莲台之上。左手持摩尼宝珠,右手已毁。从造型上看,为地藏王菩萨无疑。背光为圆形,尚残留有红、白、黑等颜料。
  • 第四号窟:华严三圣造像(公元9-10世纪)
开凿于南诏末至大理国初。造像共7躯,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及狮奴、象奴,其中二弟子像为浅浮雕,余为高浮雕。主尊毘卢遮那佛,跣足倚坐,着凉州式袒右袈裟,右手结说法印,左手已残毁。主尊右手为普贤菩萨及象、象奴;左手为文殊菩萨,狮子、狮奴残毁严重[e]。本窟与四川、重庆等地石窟同类造像极其相似。
  • 第五号窟:维摩诘经变(南诏)
开凿于南诏末。中心龛为高度写实的佛殿,左右为两个拱形浅龛(均为观世音菩萨造像)。中心龛室,浮雕有山石、日、月、佛塔等,山间有人像二十余躯,最小不过2厘米。中尊为居士打扮,盘膝而坐,左手持羽扇。中尊右手坐像,坐须弥座上,头部已毁,身体前倾,着袈裟,左手持书卷,右手支左脚上。中尊左手坐像,坐须弥座上,头部已毁。依造像内容,本窟中心龛为《维摩诘所说经》无疑。中尊即维摩诘居士,右尊即文殊菩萨,左尊当为舍利弗尊者。更具体的说,表现的是《不思议品》及《观众生品》的内容[f]
  • 第六号窟:明王堂(公元9-10世纪)
开凿于南诏末至大理国初。本窟为石钟山石窟中最大一窟,通面阔约11米,高约5米;由六根方柱将本窟分为五龛,窟龛下段为连续须弥座。正中一龛,雕一佛二弟子,主尊毘卢遮那佛跏趺坐,着袒露右肩式袈裟,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主尊左右侍立阿难、迦叶。左右四龛,每龛两躯尊像,共八躯,为八大菩萨化现之忿怒相。题榜依次是大圣东方六足尊明王(文殊菩萨化身)、大圣东南方降三世明王(金刚藏菩萨[g]化身)、大圣南方无能胜明王(地藏菩萨化身)、大圣西南方大轮明王(弥勒菩萨化身)、大圣西方马头明王(观世音菩萨化身)、大圣西北方大笑明王(虚空藏菩萨化身)、大圣北方步掷明王(普贤菩萨化身)、大圣东北方不动明王化身(除盖障菩萨化身)[3]。本窟最外左右两侧,各一尊护法神像[h]
  • 第七号窟:甘露观音(大理国)
开凿于大理国。甘露观音,或者称为“杨枝观音”,也有可能是《张胜温画卷》中的“南无孤绝海岸观世音”,民间俗称为“剖腹观音”。主尊像倚坐,两足踏莲花,左手置腹前捧钵,右手上举执柳枝,作洒甘露状,双臂佩钏,双腕戴镯;头戴宝冠,冠中有化佛;身着天衣垂于座下,佩巾络腋,胸前饰璎珞;尖顶圆光和圆形背光上刻精美的火焰花卉图案, 二者在头后相接。尊像面容丰腴,凝眸正视,曲眉杏目,容貌慈祥。主尊左右侍女两人,一捧盒,一捧净瓶。龛壁有元明时期藏文题记,大意为“将世间受无边苦难的众生,从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是佛。把尊颜刻于岩石,恳求佛的保佑,把我等福薄的罪恶众生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吉祥!”
  • 第八号窟:俗“阿央白”(大理国)
本窟开凿于大理国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分上下两层,上层五龛,下层五龛。上层正中拱形龛,中雕仰莲座,座上以近圆雕形式高浮雕一锥状物,中央凿一深槽;深槽两侧,有打凿痕迹。本窟莲花宝盖中心墨书尚能依稀辨认:“古以圣主自在灵台筏?道兰/若观世音者法法无相渡四生/而方便法师忙忙无形祥□情/而□□□□其造像主□坐/上士布□□□天王员者善言/维于相如功能□于□万代次名□□□中福田无穷/子孙世世□□□果生生无尽后/盛德四年作□己亥岁八月三日记”。由此证明本窟开创年代及主尊原系观音立像,但不知何时何故观音立像毁坏。后人打破盛德四年题记刻“西疋乃”三字,并在窟后壁左右书“广集化生路,大开方便门”对联。[4]

狮子关

  • 第九号窟:细奴逻大王及后妃男女从者造像(大理国)
开凿于大理国末期。造像共7躯。中左尊像着王者冠服,中右尊像着王妃冠服。王及王妃中间坐小孩一人,身后左右各站立一少年男童。王之身前右手、妃之身前左手,各立男女侍者一人,分持扇、笔。王妃肩后正中壁上有题记:“大圣圣躅□/大王及后妃男女/从者尊容元/玖造像昌宁记之”。都是以前朝君主为主要尊像,但与一号窟、二号窟极力模仿佛殿再现朝会景象不同,本窟造像布局类似当地后世本主庙神龛布局。从雕刻工艺上看,属于大理国末年民间工匠的作品。
  • 第十号窟:观音化现梵僧造像(大理国)
开凿于大理国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本窟在狮子关凌空石壁上,内雕僧人像一躯,头戴莲花冠,深目高鼻,有头光,左手持净瓶,右手结降魔印。尊像左手浮雕一犬弓身回首。壁上有造像题记,“紫石云中,信境兰若。盛德四年六月七日造像施主工匠金榜杨天王秀创”。依照后世编纂成书的《白国因由》,本窟内容或与观世音化现梵僧、降伏罗刹有关。
  • 第十一号窟:波斯国人像(大理国)
开凿于大理国。本窟为一拱形浅龛,刻一立像,面目残损模糊不清,双手所持器物亦只知大概形状为上端细而下端粗。龛壁上刻有“波斯圀[i]人”四个大字。关于造像中的“波斯国”究竟指哪一地区或国家,学界一直有争论,目前没有明确结论。

沙登箐

  • 第十二号窟:佛、菩萨造像(南诏)
本窟为多龛合编为一窟,造像分上下两层,共九龛。上层五个方形浅龛,皆为浅浮雕,头大身短面目模糊。从左至右依次为: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阿弥陀佛,一佛二菩萨。下层四龛。第一龛佛像1躯,跏趺坐,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触地印。第二龛雕佛像2躯。左尊倚坐,左手结触地印,右手结说法印;右尊跏趺坐,双手结弥陀定印。第三龛雕佛像1躯,倚坐,着通肩式袈裟,左手结触地印,右手结说法印。第四龛雕菩萨像1躯,戴冠,中有化佛,左手执净瓶,右手持杨枝上举。
其中,下层第二龛刻有题记“沙追附尚邑/三赕白张傍/龙妻盛梦和/男龙庆龙君/龙世龙安/龙千等有善因/缘敬造弥勒/佛阿弥陀佛/国王天启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题记”。这是石钟山石窟现存最早的一则造像题记,天启是南诏劝丰佑王的年号,天启十一年即公元850年。
  • 第十三号窟:观世音菩萨造像(大理国)
开凿于大理国。雕菩萨像1躯,额头方阔,两眉相连如弓,右手结说法印,左手结安慰印[j],上身全袒,下身窄瘦,佩璎珞,着裙裳,两腿直立。本窟有题记三则“大理国造像施主药师祥妇人观音好爱□媳□□等敬雕”;“奉为造像施主药师祥妇人观音等敬雕”;“大理国沙退□□□禅妇人/ □□□□□□敬造观音像”。由是可知造像时代。造型即“阿嵯耶观音”。
  • 第十四号窟:说法图(南诏)
开凿于南诏。造像风格与十二号窟极其相似,当为同一时期作品。本窟为拱形浅龛,雕像3躯,中心为倚坐佛像,着通肩式袈裟,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说法印,跣足踏于莲花之上。左右二弟子拱手侍立,面目残损。主像高220厘米,弟子立像高180厘米。
  • 第十五号窟:毗沙门天造像(公元9-10世纪)
开凿于南诏末至大理国初。为拱形浅龛。尊像为毗沙门天,高200厘米,头后有火焰光一周,左手托塔,右手执三叉戟,两足各踏一地神。
  • 第十六号窟:大黑天造像(大理国)
开凿于大理国。浮雕1躯,头后有火焰光一周,发辫盘作高髻,上束一串骷髅,以蛇作耳环,满腮卷须。上身袒露,腰系裙。有六只手臂,左边三只手各执鼙鼓、骷髅钵、念珠;右边三只手各执三叉戟、宝剑、绢索。露膝,跣足,手臂及脚上皆缠绕毒蛇。由其形象,可知尊像为大黑天
  • 第十七号窟:阴刻观音化现梵僧像(大理国)
开凿于大理国。阴刻一僧人像,有圆形头光,戴莲花冠,着交领长衫,一手上举花束,一手持净瓶。足穿靴,身旁雕一犬。由狮子关库区浮雕观音化现梵僧像可知,此阴刻尊像亦是同一题材。此窟唯阴刻粗疏线条,被认为是当时工匠练习之作或开龛造像的初步工序。

特点

建筑

石钟山石窟有多窟以殿宇式龛的形象,并有精细雕琢的须弥座、殿宇、帐帏等,为了解南诏至大理国时期木结构建筑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5]

  • 阁逻凤出巡图中的帐帏
此龛帐帏刻画比较细致,再现了大理国时期[k]的宫廷场景。
  • 维摩诘经变中的木构殿堂形象
外观上,此龛就是一所三间小佛殿。须弥座台基,仰莲柱础,束莲柱、柱头明显卷杀,无普拍枋,双层阑额或阑额施七朱八白彩画,四铺作出一跳华栱,柱头有一抹斜华栱,壸门雕饰。两柱间有铺作三朵[l],泥道栱鸳鸯交手、或为隐刻。单檐,板瓦较大,未明确雕出屋顶形制[m]。建筑上彩绘均以浮雕花纹表示。
  • 明王堂中的木构殿堂形象
明王堂同样具有仿木结构。五开间,方柱。左右两边四柱,柱头上仰莲圆栌斗,上承蜀柱,蜀柱上安重栱丁头栱,蜀柱顶支方斗,与丁头栱共同承额。正中两柱高于边柱,两柱间为拱券。从左右尽头两根方柱上残留的卯榫洞推测,建成当时应该有木构窟檐。

装饰图案

石钟山石窟中出现的装饰图案,有卷草纹、忍冬纹、连珠纹、莲瓣、火焰宝珠。也有金刚杵等法器用作装饰纹样。维摩诘经变龛中的束莲柱,中段刻束莲,柱顶刻覆莲,与敦煌壁画及木构窟檐中的束莲柱相近。明王堂方柱有石刻束带柱,亦可见于敦煌中唐时期壁画。[6]

壁画

石钟山露天崖壁上,残留有四幅绘制于南诏末的壁画。为菩萨像,面目已模糊不清。壁画为南诏时期留存至今的唯一处绘画真迹[n],风格与同时期敦煌壁画相近。

图片

注释

  1. ^ 沙登箐十二号窟题记
  2. ^ 石钟寺八号窟、狮子关十号窟等题记。
  3. ^ 见《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编号47、石窟寺分类号14,原文写作“沙登”。俗以“沙登箐”名之。
  4. ^ 就目前已知的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和实物证据,佛教在南诏的兴起大约是公元9世纪。阁逻凤在位时,可能接触过佛教,但王弟出家显然是后世附会传说。
  5. ^ 当地传说毁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此说存疑,待考。
  6. ^ 以往常以本窟中心龛为“文殊问疾”,但从造像内容上看,实则《文殊师利问疾品》之后,是《不思议品》或《观众生品》的内容。
  7. ^ 依“海会八明王四种化现歌赞”。
  8. ^ 分别是大黑天及毗沙门天。另有一说,是持国天王及增长天王,不确。
  9. ^ 圀,“国”的异体字,为武则天所造异体字。南诏大理国沿用未改。
  10. ^ 一说为妙音天印
  11. ^ 此龛开凿于大理国,一般的,不宜将之视作南诏时期的生活场景而是大理国时期的。
  12. ^ 由唐宋时期建筑形制,此三朵铺作不应都视之为补间,看作是石窟省去两柱比较合理。
  13. ^ 推测是九脊顶,即歇山顶。
  14. ^ 收藏于日本的《中兴二年画卷》,可能是公元12-13世纪的摹本。

参考文献

  1. ^ 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1: 242–243. ISBN 7-5416-1120-4. 
  2. ^ 胡文和著. 安岳大足佛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10-2513-8. 
  3. ^ 海会八明王四种化现歌赞(凤仪法藏寺大理国写经《通用启请仪轨》附录). 
  4. ^ 刘长久. 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研究. 1995, (1). 
  5. ^ 宾慧中; 路秉杰. 剑川石窟中的唐、宋殿堂建筑形象研究. 古建园林技术. 2004, (3): 42–46. 
  6. ^ 萧默. 敦煌建筑研究.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ISBN 978-7-112-16749-4. 

外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