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鐘山石窟
石鐘山石窟，又稱石寶山石窟，位於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沙溪鎮石鐘山上，開鑿於南詔中後期至大理國。因山上有大石如巨鍾，因而得名石鐘山。石窟分佈於石鐘寺、獅子關、沙登
| 石鐘山石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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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 | |
| 地址 | 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 |
| 座標 | 26°21′10.65″N 99°50′29.46″E / 26.3529583°N 99.8415167°E |
| 分類 | 石窟寺 |
| 時代 | 南詔、大理 |
| 編號 | 1-47 |
| 認定時間 | 196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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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石鐘山石窟創建時間已不可考，最晚於南詔天啟十一年（公元850年，唐大中四年）即已開始[a]。造像延續大長和、大天興、大義寧三代，直至大理中後期，最早結束於大理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南宋淳熙六年）[b]。元明清時期，由李元陽獅子關遊覽題記、徐弘祖《徐霞客遊記》等材料，時人確知石鐘山石窟的存在但不以為意。1939年，李霖燦赴石鐘山石窟考察，並於次年將考察報告寄沈從文。此為石鐘山石窟進入學術界視野之始。李霖燦推斷石鐘山石窟石鑿於南詔，是報告中最重要的學術論斷。1950年，宋伯胤隨中央西南訪問團到雲南作首次民族調查；作為此次調查的成果之一，宋伯胤《記劍川石窟》刊載在1957年4月《文物參考資料》。1961年3月，石鐘山石窟（包括石鐘寺、獅子關、沙登[c]）由國務院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9年，北京大學考古系、雲南大學歷史系組成劍川石窟考古研究課題組，再次對石窟進行全面考察，出版《劍川石窟——1999考古調查簡報》。
石窟
石鐘寺
- 第一號窟：異牟尋議政圖（大理國）
- 開鑿於大理國末。雕王者及侍臣像共9軀。中為王者，戴冠，着圓領寬袖長袍，坐雙龍頭靠椅。座前雕一童子，頭頂仰蓮托盤，左手撫膝，右手扶盤，盤中有香、花、果供養。王者左手三人，分持短棒、長柄扇、曲柄劍；右手兩人，一捧盒，一背斗笠持曲杖。龕之左右兩壁各雕文官一驅，對坐。窟右壁另存陰線雕刻人像一個，可能是天竺僧人形象。按當地傳說，此龕主尊像為南詔異牟尋王，左右對坐文官即當時領、議政之清平官。這一說法為多數學者贊同，故俗以「異牟尋議政圖」命名。護衛儀仗中的劍、曲杖，或為《蠻書》所載的「鐸鞘」、「赤藤杖」。主尊所帶之冠，亦可見於《張勝溫畫卷》，《蠻書》稱之為「頭囊」。根據比較一致的結論，本窟開鑿於大理國時期，而尊像系前代雄主。因此，本窟造像顯非功德龕，又不同於中原地區石窟將帝王尊像與佛像融為一體宣示「皇帝即當今如來」的窟龕，其造像意圖有待探討。
本窟實際上有明確紀年「隆德七年賓川人李成德游此」的墨書字樣。但大理國年號失考，無從對應公元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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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牟尋議政圖
- 第二號窟：閣邏鳳出巡圖（大理國）
- 開鑿於大理國，造像整體佈局類似一號窟。王者居中，戴冠，着圓領寬袖長袍，坐雙龍頭靠椅。座椅墊褥四周雕花，邊綴纓帶。屏風雕日月及飛龍。王者右手略低，有一着袈裟持念珠坐像，像後撐曲柄傘，可能是一極有地位的僧人。王者身後左右，有侍從像6軀，抱劍、持扇、舉旗等。窟之前側，左右各雕一文官，疑為清平官。本窟造像，人物高低相間，主次分明，佈局嚴謹。線條流暢，雕刻細膩，在石鐘山石窟中實屬雕刻最為精緻的一窟。一般認為，二號窟主尊為南詔閣邏鳳王；僧人像則是傳說中閣邏鳳之弟，即「閣陂」和尚[d]；清平官之一，則是撰寫《德化碑》的鄭回。習慣上，以「閣邏鳳出巡圖」命名本窟。與一號窟相同，本窟造像意圖尚不明確。
- 第三號窟：地藏王菩薩造像（大理國）
- 開鑿於大理國。為單尊像，作比丘打扮，戴風帽，飾耳環、瓔珞，着圓領通肩袈裟，跣足倚坐蓮台之上。左手持摩尼寶珠，右手已毀。從造型上看，為地藏王菩薩無疑。背光為圓形，尚殘留有紅、白、黑等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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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王菩薩造像
- 第四號窟：華嚴三聖造像（公元9-10世紀）
- 開鑿於南詔末至大理國初。造像共7軀，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及獅奴、象奴，其中二弟子像為淺浮雕，余為高浮雕。主尊毘盧遮那佛，跣足倚坐，着涼州式袒右袈裟，右手結說法印，左手已殘毀。主尊右手為普賢菩薩及象、象奴；左手為文殊菩薩，獅子、獅奴殘毀嚴重[e]。本窟與四川、重慶等地石窟同類造像極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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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菩薩造像.華嚴三聖
- 第五號窟：維摩詰經變（南詔）
- 開鑿於南詔末。中心龕為高度寫實的佛殿，左右為兩個拱形淺龕（均為觀世音菩薩造像）。中心龕室，浮雕有山石、日、月、佛塔等，山間有人像二十餘軀，最小不過2厘米。中尊為居士打扮，盤膝而坐，左手持羽扇。中尊右手坐像，坐須彌座上，頭部已毀，身體前傾，着袈裟，左手持書卷，右手支左腳上。中尊左手坐像，坐須彌座上，頭部已毀。依造像內容，本窟中心龕為《維摩詰所說經》無疑。中尊即維摩詰居士，右尊即文殊菩薩，左尊當為舍利弗尊者。更具體的說，表現的是《不思議品》及《觀眾生品》的內容[f]。
- 第六號窟：明王堂（公元9-10世紀）
- 開鑿於南詔末至大理國初。本窟為石鐘山石窟中最大一窟，通面闊約11米，高約5米；由六根方柱將本窟分為五龕，窟龕下段為連續須彌座。正中一龕，雕一佛二弟子，主尊毘盧遮那佛跏趺坐，着袒露右肩式袈裟，左手結禪定印，右手結觸地印。主尊左右侍立阿難、迦葉。左右四龕，每龕兩軀尊像，共八軀，為八大菩薩化現之忿怒相。題榜依次是大聖東方六足尊明王（文殊菩薩化身）、大聖東南方降三世明王（金剛藏菩薩[g]化身）、大聖南方無能勝明王（地藏菩薩化身）、大聖西南方大輪明王（彌勒菩薩化身）、大聖西方馬頭明王（觀世音菩薩化身）、大聖西北方大笑明王（虛空藏菩薩化身）、大聖北方步擲明王（普賢菩薩化身）、大聖東北方不動明王化身（除蓋障菩薩化身）[3]。本窟最外左右兩側，各一尊護法神像[h]。
- 第七號窟：甘露觀音（大理國）
- 開鑿於大理國。甘露觀音，或者稱為「楊枝觀音」，也有可能是《張勝溫畫卷》中的「南無孤絕海岸觀世音」，民間俗稱為「剖腹觀音」。主尊像倚坐，兩足踏蓮花，左手置腹前捧缽，右手上舉執柳枝，作灑甘露狀，雙臂佩釧，雙腕戴鐲；頭戴寶冠，冠中有化佛；身着天衣垂於座下，佩巾絡腋，胸前飾瓔珞；尖頂圓光和圓形背光上刻精美的火焰花卉圖案, 二者在頭後相接。尊像面容豐腴，凝眸正視，曲眉杏目,容貌慈祥。主尊左右侍女兩人，一捧盒，一捧淨瓶。龕壁有元明時期藏文題記，大意為「將世間受無邊苦難的眾生，從痛苦的深淵中拯救出來的是佛。把尊顏刻於岩石，懇求佛的保佑，把我等福薄的罪惡眾生從苦難中解脫出來。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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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觀音造像
- 第八號窟：俗「阿央白」（大理國）
- 本窟開鑿於大理國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分上下兩層，上層五龕，下層五龕。上層正中拱形龕，中雕仰蓮座，座上以近圓雕形式高浮雕一錐狀物，中央鑿一深槽；深槽兩側，有打鑿痕跡。本窟蓮花寶蓋中心墨書尚能依稀辨認：「古以聖主自在靈台筏？道蘭/若觀世音者法法無相渡四生/而方便法師忙忙無形祥□情/而□□□□其造像主□坐/上士布□□□天王員者善言/維於相如功能□於□萬代次名□□□中福田無窮/子孫世世□□□果生生無盡後/盛德四年作□己亥歲八月三日記」。由此證明本窟開創年代及主尊原系觀音立像，但不知何時何故觀音立像毀壞。後人打破盛德四年題記刻「西疋乃」三字，並在窟後壁左右書「廣集化生路，大開方便門」對聯。[4]
獅子關
- 第九號窟：細奴邏大王及后妃男女從者造像（大理國）
- 開鑿於大理國末期。造像共7軀。中左尊像着王者冠服，中右尊像着王妃冠服。王及王妃中間坐小孩一人，身後左右各站立一少年男童。王之身前右手、妃之身前左手，各立男女侍者一人，分持扇、筆。王妃肩後正中壁上有題記：「大聖聖躅□/大王及后妃男女/從者尊容元/玖造像昌寧記之」。都是以前朝君主為主要尊像，但與一號窟、二號窟極力模仿佛殿再現朝會景象不同，本窟造像佈局類似當地後世本主廟神龕佈局。從雕刻工藝上看，屬於大理國末年民間工匠的作品。
- 第十號窟：觀音化現梵僧造像（大理國）
- 開鑿於大理國盛德四年，公元1179年。本窟在獅子關凌空石壁上，內雕僧人像一軀，頭戴蓮花冠，深目高鼻，有頭光，左手持淨瓶，右手結降魔印。尊像左手浮雕一犬弓身回首。壁上有造像題記，「紫石雲中，信境蘭若。盛德四年六月七日造像施主工匠金榜楊天王秀創」。依照後世編纂成書的《白國因由》，本窟內容或與觀世音化現梵僧、降伏羅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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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德四年觀音化現梵僧造像
- 第十一號窟：波斯國人像（大理國）
- 開鑿於大理國。本窟為一拱形淺龕，刻一立像，面目殘損模糊不清，雙手所持器物亦只知大概形狀為上端細而下端粗。龕壁上刻有「波斯圀[i]人」四個大字。關於造像中的「波斯國」究竟指哪一地區或國家，學界一直有爭論，目前沒有明確結論。
沙登箐
- 第十二號窟：佛、菩薩造像（南詔）
- 本窟為多龕合編為一窟，造像分上下兩層，共九龕。上層五個方形淺龕，皆為淺浮雕，頭大身短面目模糊。從左至右依次為：一佛二弟子，一佛二菩薩，一佛二弟子，阿彌陀佛，一佛二菩薩。下層四龕。第一龕佛像1軀，跏趺坐，左手結禪定印，右手結觸地印。第二龕雕佛像2軀。左尊倚坐，左手結觸地印，右手結說法印；右尊跏趺坐，雙手結彌陀定印。第三龕雕佛像1軀，倚坐，着通肩式袈裟，左手結觸地印，右手結說法印。第四龕雕菩薩像1軀，戴冠，中有化佛，左手執淨瓶，右手持楊枝上舉。
- 其中，下層第二龕刻有題記「沙追附尚邑/三賧白張傍/龍妻盛夢和/男龍慶龍君/龍世龍安/龍千等有善因/緣敬造彌勒/佛阿彌陀佛/國王天啟十/一年七月廿/五日題記」。這是石鐘山石窟現存最早的一則造像題記，天啟是南詔勸豐佑王的年號，天啟十一年即公元850年。
- 第十三號窟：觀世音菩薩造像（大理國）
- 開鑿於大理國。雕菩薩像1軀，額頭方闊，兩眉相連如弓，右手結說法印，左手結安慰印[j]，上身全袒，下身窄瘦，佩瓔珞，着裙裳，兩腿直立。本窟有題記三則「大理國造像施主藥師祥婦人觀音好愛□媳□□等敬雕」；「奉為造像施主藥師祥婦人觀音等敬雕」；「大理國沙退□□□禪婦人/ □□□□□□敬造觀音像」。由是可知造像時代。造型即「阿嵯耶觀音」。
- 第十四號窟：說法圖（南詔）
- 開鑿於南詔。造像風格與十二號窟極其相似，當為同一時期作品。本窟為拱形淺龕，雕像3軀，中心為倚坐佛像，着通肩式袈裟，左手結禪定印，右手結說法印，跣足踏於蓮花之上。左右二弟子拱手侍立，面目殘損。主像高220厘米，弟子立像高180厘米。
- 第十五號窟：毗沙門天造像（公元9-10世紀）
- 開鑿於南詔末至大理國初。為拱形淺龕。尊像為毗沙門天，高200厘米，頭後有火焰光一周，左手托塔，右手執三叉戟，兩足各踏一地神。
- 第十六號窟：大黑天造像（大理國）
- 開鑿於大理國。浮雕1軀，頭後有火焰光一周，髮辮盤作高髻，上束一串骷髏，以蛇作耳環，滿腮卷鬚。上身袒露，腰系裙。有六隻手臂，左邊三隻手各執鼙鼓、骷髏缽、念珠；右邊三隻手各執三叉戟、寶劍、絹索。露膝，跣足，手臂及腳上皆纏繞毒蛇。由其形象，可知尊像為大黑天。
- 第十七號窟：陰刻觀音化現梵僧像（大理國）
- 開鑿於大理國。陰刻一僧人像，有圓形頭光，戴蓮花冠，着交領長衫，一手上舉花束，一手持淨瓶。足穿靴，身旁雕一犬。由獅子關庫區浮雕觀音化現梵僧像可知，此陰刻尊像亦是同一題材。此窟唯陰刻粗疏線條，被認為是當時工匠練習之作或開龕造像的初步工序。
特點
建築
石鐘山石窟有多窟以殿宇式龕的形象，並有精細雕琢的須彌座、殿宇、帳幃等，為了解南詔至大理國時期木結構建築提供了重要實物證據[5]。
- 閣邏鳳出巡圖中的帳幃
- 此龕帳幃刻畫比較細緻，再現了大理國時期[k]的宮廷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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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幃細節.閣邏鳳出巡圖
- 維摩詰經變中的木構殿堂形象
- 外觀上，此龕就是一所三間小佛殿。須彌座台基，仰蓮柱礎，束蓮柱、柱頭明顯卷殺，無普拍枋，雙層闌額或闌額施七朱八白彩畫，四鋪作出一跳華栱，柱頭有一抹斜華栱，壼門雕飾。兩柱間有鋪作三朵[l]，泥道栱鴛鴦交手、或為隱刻。單檐，板瓦較大，未明確雕出屋頂形制[m]。建築上彩繪均以浮雕花紋表示。
- 明王堂中的木構殿堂形象
- 明王堂同樣具有仿木結構。五開間，方柱。左右兩邊四柱，柱頭上仰蓮圓櫨斗，上承蜀柱，蜀柱上安重栱丁頭栱，蜀柱頂支方斗，與丁頭栱共同承額。正中兩柱高於邊柱，兩柱間為拱券。從左右盡頭兩根方柱上殘留的卯榫洞推測，建成當時應該有木構窟檐。
裝飾圖案
石鐘山石窟中出現的裝飾圖案，有卷草紋、忍冬紋、連珠紋、蓮瓣、火焰寶珠。也有金剛杵等法器用作裝飾紋樣。維摩詰經變龕中的束蓮柱，中段刻束蓮，柱頂刻覆蓮，與敦煌壁畫及木構窟檐中的束蓮柱相近。明王堂方柱有石刻束帶柱，亦可見於敦煌中唐時期壁畫。[6]
壁畫
石鐘山露天崖壁上，殘留有四幅繪製於南詔末的壁畫。為菩薩像，面目已模糊不清。壁畫為南詔時期留存至今的唯一處繪畫真跡[n]，風格與同時期敦煌壁畫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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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像.石鐘山石窟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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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寶山入口 -
寶相寺 -
遠眺石鐘寺 -
遠眺獅子關 -
石鐘寺承露亭 -
石鐘山獼猴
註釋
- ^ 沙登箐十二號窟題記
- ^ 石鐘寺八號窟、獅子關十號窟等題記。
- ^ 見《國務院關於公佈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的通知》編號47、石窟寺分類號14，原文寫作「沙登」。俗以「沙登箐」名之。
- ^ 就目前已知的比較可靠的文字記載和實物證據，佛教在南詔的興起大約是公元9世紀。閣邏鳳在位時，可能接觸過佛教，但王弟出家顯然是後世附會傳說。
- ^ 當地傳說毀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此說存疑，待考。
- ^ 以往常以本窟中心龕為「文殊問疾」，但從造像內容上看，實則《文殊師利問疾品》之後，是《不思議品》或《觀眾生品》的內容。
- ^ 依「海會八明王四種化現歌贊」。
- ^ 分別是大黑天及毗沙門天。另有一說，是持國天王及增長天王，不確。
- ^ 圀，「國」的異體字，為武則天所造異體字。南詔大理國沿用未改。
- ^ 一說為妙音天印
- ^ 此龕開鑿於大理國，一般的，不宜將之視作南詔時期的生活場景而是大理國時期的。
- ^ 由唐宋時期建築形制，此三朵鋪作不應都視之為補間，看作是石窟省去兩柱比較合理。
- ^ 推測是九脊頂，即歇山頂。
- ^ 收藏於日本的《中興二年畫卷》，可能是公元12-13世紀的摹本。
參考文獻
- ^ 中国文物地图集（云南分册）. 雲南科技出版社. 2001: 242–243. ISBN 7-5416-1120-4.
- ^ 胡文和著. 安岳大足佛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10-2513-8.
- ^ 海会八明王四种化现歌赞（凤仪法藏寺大理国写经《通用启请仪轨》附录）.
- ^ 劉長久. 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研究. 1995, (1).
- ^ 賓慧中; 路秉傑. 剑川石窟中的唐、宋殿堂建筑形象研究. 古建園林技術. 2004, (3): 42–46.
- ^ 蕭默. 敦煌建筑研究. 北京: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14. ISBN 978-7-112-1674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