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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

清朝政治改革運動

戊（wù）戌（xū）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指的是中国清朝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夏秋之际发生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最初由慈禧太后默许、光绪皇帝主导，深入经济、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目的是使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后期改革过于激烈，加上光绪皇帝有意通过维新派夺回权力，且有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建议将慈禧太后囚禁、暗杀等传闻，加上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当权保守势力担心变法中的计划最终会导致中国被日本和英国瓜分，步上朝鲜乙未事变的后尘，因而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维新派首领康有为逃往天津，梁启超逃入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陆续被捕杀害，光绪帝则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慈禧重新当政，引发了民间舆论支持孙文和黄兴等更为激烈的革命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康有为
梁启超

背景

主条目：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朝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迫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同治年间（1861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产技术。全国各地先后引入了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及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海军──北洋水师。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清因此割让了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三仟万两银即二亿三仟万两白银。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地改变清朝落后的境况。于是涌现出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翁同龢曾经支持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人发起的强学会，但是戊戌变法进入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下令免去他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
主条目：公车上书

变法维新的要求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公车孝廉连署上书（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多人连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荐派，依照汉代孝廉乘公家马车赴京师接受考核之惯例，对“举人进京参加会试”又俗称为“公车”，故此称为“公车孝廉连署上书”，简称“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酝酿

1897年底，发生山东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多番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为非四品官，无权力上书皇上。1月29日，经张荫桓推荐[1]，康有为的奏折首次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呈光绪，光绪命令允许康有为随时上书。于同日，康有为第6次上书。2月，康有为第7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之后每日阅读，并将康有为的著作呈览给慈禧。康有为的书加强了光绪帝对改革的决心。[2]

5月29日，恭亲王奕䜣去世，死前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他逝世两日后，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呈上奏折，请求明定国是。6月6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嗣同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然而康、谭其实并不懂国家之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在康有为进呈给光绪帝的著作之一《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举了库页岛（日本人称桦太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然而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卖地”，而是日俄两国的一次边界勘定。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处理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为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亿）”（实际上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批评者指出，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3]。

明定国是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明定国是诏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4]，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光绪并召袁世凯来京，下旨进行新政整顿在军事上，陆军改练洋操，并开始一系列的改制：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法可补我所未及。……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焉。[5]

6月13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破格委任折》一折，保荐康有为、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梁启超五人。[6]6月16日，光绪首次召见康有为。据传康有为入殿前，碰到刚刚接到直隶总督任命的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7][8]康有为觐见光绪帝时，开宗明义说：“大清快要灭亡了。”光绪答这是保守官员所累，康有为指靠那些官员推动改革，等如缘木求鱼，康有为用了大量的时间，力陈变革之必要。这是光绪与康有为首次会面、亦是唯一一次，数日后，光绪调任他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但是官位仅至六品，而康有为早于3年前已经是六品官。

随后在7月3日，光绪又召见梁启超，并且仅委派其出任六品官的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得任命后，离开北京，没有再次参与新政。在整场百日维新中，仅康有为、梁启超见过光绪一次，其它人都没有见过光绪。

变法内容

 
光绪于公元1898年起用康、梁两人等推行新政，并以谭嗣同等四军卿架空原有的军机大臣，受到保守派的反对。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及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教育改革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外因为官办企业多有弊病，故此也著重鼓励民办企业。

  • 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且在各省设分局
  • 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清西各法切实开垦
  • 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 在各地设立工厂
  • 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 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命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 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军事

  • 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 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
  • 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 筹设武备大学堂
  • 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 允许私人开设军事工厂，制造军火

政治

  • 裁减冗官和重叠机构
  • 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
  • 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 更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 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创立报馆）
  • 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慈禧默许

后世史家评价戊戌变法时，常形容光绪帝希望借此掌权，但是此种说法历来受到争议。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下令免去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慈禧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9]。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光绪并无军事大权。[10]

从戊戌年农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其时光绪下诏书时，亦多写有“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折、片、呈及书等共计462件，单日最高纪录上呈29件。[10]

康有为向光绪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及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等书，这些书在光绪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时，都曾向慈禧报备，慈禧也曾阅览过这些书籍，并询问光绪帝的意见。光绪帝对于康有为的变法十分赞同，而慈禧在经历甲午战争败给日本的惨痛教训后，默许康有为推动的改革。

当时的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和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大臣要不就顽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军机大臣刚毅就因改革遭到光绪帝革除，让刚毅相当不满。甚至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请求太后重新训政。不过当时军机大臣的任免，还是需由慈禧太后批准，因此有部份的军机大臣在变法中遭到革除，多少也是慈禧太后的默许。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丰帝老臣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怀塔布跟刚毅重任军机大臣的原因，在于光绪帝变革过于急躁，官员革除不少，慈禧担心影响国家官员任免问题，因此慈禧太后不同意光绪帝革退某些官员。

发生摩擦

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的妻子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慈禧哭诉。

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黜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另有说法，说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11]。

 
荣禄曾表示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他在公元1898年9月20日回京，参与扼杀戊戌变法，为慈禧太后提供武力支持。

政变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慈禧[12]。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率卫队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涵元殿，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然后下诏慈禧训政。当天步军统领率兵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但在此拿获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搜查了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刚毅奉慈禧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军机四卿”等新党不审而诛，学界对基本情况已经澄清。此事系由荣禄的僚属贻谷上疏所引发，这天贻谷上疏请求从速处置新党。

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废止的原因，则是牵涉康有为对外宣称的光绪帝“密诏事件”。因此事件，让已宣布训政的慈禧太后，受到各界质疑训政的正当性，担忧被事件所影响，于是之后便发生废光绪帝的“己亥立储”事件，遭到各国反对，使慈禧对外国列强不满而仇视洋人，所有新政因此终止。

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被处死于菜市口法场，刚毅亲自监斩。徐致靖被处以终身监禁（庚子之乱后得赦免）；张荫桓则流放新疆，后于1900年被处死于当地。

从以上时序及史料可推断，慈禧在居于颐和园期间一直对帝党的计划掌握若干情报。若要说在过程中向慈禧一方告密，致引发政变之关键人物，则应非杨崇伊莫属。反观袁世凯在事件中，极其量仅可称为事泄保身，并非关键泄密者。

失败原因

早期探究

早期的评论认为，戊戌政变的深层原因是满汉之争，慈禧并不一定反对维新，但变法与“满洲统治”这一根基相抵触，随着变法运动的激进化，康有为上奏在华东建设新都，剪掉辫子，改穿西式服装，改元维新（参《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意味着脱离清兵入关后在北京周边设定的旗地、八旗等满人势力，转向对外开放之地上海，断发、易服、改元意味着对祖法即二百五十年来的清朝统治的全盘否定，因此唤起了满洲人的抗拒。当时一封致英国代理上海总领事白利南的信中称：“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据康说这是真的），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对满人来说，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等于否定旗人在中国的统治[13]。

英国公使窦纳乐说道：“最近的一些事件确切表现出太后和旗人派对他们自身安全感到严重的惊恐，且视维新运动有害于旗人统治。维新新党的领袖都是汉人，在斥责康有为所组织的‘保国会’的上谕中，很有意义地指出，保国会志在保中国（国家）而不保大清（政权）。旗人在摧毁维新派时，能够博得多数汉族官员的赞同，或至少漠不关心，乃因为光绪采纳热心变法的青年一派的建议从事改革，不但危及他们的权力，甚至危及他们的地位[14]。

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15]

当今新探

香港大学博士区仲桃认为，慈禧与光绪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康有为提出改革的背后有个人的考虑，而且手法激进，谭嗣同更认为所有变革要流血才会成功。此外，康有为跟日本关系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划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人物）当光绪的顾问，康有为等人更策动暗杀慈禧，事情败露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而谭嗣同则拒绝离开。慈禧对于光绪要杀害自己的计划感到十分震惊，但在她有生之年对该事件绝口不提。另一方面，在国外的康有为竭力把慈禧和光绪描绘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样[16]。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雷家圣指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戊戌变法期间到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17][18]，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就事件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19]杨崇伊的激烈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上书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20]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上书言道：

“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21]

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17]。雷家圣亦认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17]:129。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他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17]:154-155。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也认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镜，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并吞中国的阴谋，……这一合邦计划幸好没有实行，倘若付诸实施，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成为对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国和殖民地。”[22]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下令逮捕康有为，将宋伯鲁革职拿问，后又处死杨深秀等戊戌六君子，均没有提到他们有卖国通敌之罪。当时英、日正在中国东北与渤海进行军事活动，雷家圣认为一旦公布英、日涉及合邦计划，无异与英、日反目成仇，因此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带过[17]:160-161。

戊戌变法主要人物
 
康有为
 
梁启超
 
谭嗣同
 
林旭
 
刘光第
 
杨深秀

袁世凯与戊戌变法成败的关系

 
北洋首领袁世凯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23]。 1898年9月18日（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或禁锢慈禧等计划。但荣禄有恩于袁世凯，所以有观点认为袁世凯把谭嗣同的想法告诉给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但据近年根据历史资料考证，慈禧及荣禄等早有废除新政的计划，已经有所部署和防备。袁世凯告密一事的真实情况亦有诸多疑点，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倾向“维新”并未主动告密。[24]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太后全面掌握政权。如果袁世凯告密，谭嗣同作为劝言袁世凯劫持或杀掉慈禧的人，罪不可赦，但上谕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24]同时，时间和技术也是问题，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抵达天津已是日落，赶到荣禄处已是夜间，即便当时告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荣禄根本无法及时赶回北京。可见慈禧太后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24]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而非主动告密。[24]（有一说袁世凯离京前深思后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世铎再转告慈禧太后。[25]）即便按照维新派原计划进行，袁世凯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仍有争议，因为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于北京附近的众多部队。

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皇帝久病，由慈禧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刘坤一挟两湖张之洞同电，而张之洞临时要求去掉名字。刘坤一遂独自具章，慈禧览毕无语。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帝，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帝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帝，再加上康有为逃亡海外后，宣称握有光绪帝密诏，使慈禧太后的训政受各界质疑，因此动了废掉光绪帝的念头，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

因为戊戌政变后，列强协助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国外，使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大臣对列强产生怨恨。也因此对义和团（前称义和拳）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见刘坤一等人发起的东南联保运动）。

戊戌政变后维新党人成为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他们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中山）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26][27]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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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姜鸣著《关于袁世凯告密的新史料》
  26. ^ 有关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可参阅：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下册，第六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27. ^ 有关日本人实际接触中国维新党人与革命党人可参考：《中山先生与国际人士》，上册与下两。还可参考：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九二八，世界书局重印，上下两册，二○一一），册一，〈革命党与日本志士之关系〉

来源

书籍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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