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蜑家

南方漢族漁民社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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疍（dàn）家，又称但户、蛋家、疍户、疍民，别名白水郎[3]、蛇种、龙户、马人、卢亭、鲛人等[4]，是一种以船为家的独特渔民社群，因常年水上漂泊而又被称为水上的吉卜赛人。由于他们生活在船艇上，他们的脚与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略有差别，被歧视称为“曲蹄”，士大夫则雅称之为“艇户”。疍家以舟为室、以海为路、以渔为业，都是过“水流柴”的生活，到处漂泊[5]，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等区域[6]，明代固定实行户籍册（黄册）制度时疍民因不住陆上而单独成类，地位相当于贱民，被禁止上岸居住、接受教育和参加科举[7]，不能与岸上人家通婚，也不能编册入户，[8]，但在历朝官方教化议程里，疍民很少被认为是“异族”。清朝在雍正初年消除疍民的贱籍，国民政府在1934年发布《严禁压迫疍民恶习》，往后历代政府也都一直有所推进改变疍民社会地位[9]。

蜑家人/水上人
袁崇焕
冼星海
张保仔
霍英东
总人口
有学者估计在1950年有约4千万中国人以某种形式住在水上（含蜑家人在内）[1]
分布地区
 中国
蜑家主要生活在珠三角、粤西沿海，闽东沿海和闽江流域，闽南厦门鹭江和泉州晋江流域，在广西、海南和浙江沿海地区亦有分布，往往以江海为家，居无定所。
语言
粤语疍家话（两广、海南及港澳）
闽语福州话（福州蜑民）[2]
其他汉语如泉漳话[2]、九姓渔民方言、吴语、海南话、官话等
宗教信仰
中国民间信仰、佛教、道教、基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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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2020年8月16日 海南疍家人开渔：传统祭海仪式后鸣笛出海

蜑人据历史文献记载分成南北两支，早期学者视为同族[10]。据多位学者考究蜑家起源，水上人多是到江海避战争难之人，而在珠江口的疍家最早应为百越族系南越族群一支，源古越族[11]，因不肯为秦虏，于秦朝开始就有群体逃亡入江海[12][13]，而历朝历代都有中原人南逃躲入江海隐姓埋名[12]，融入疍民，令其成分多元[14]，且活动范围广泛，如元代未年有部分船民在大运河一带活动[15]。

南北蜑源流

据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南蜑与北蜑有别，观点指宋代以前，一般所言之 “蛮蜑”，多为穴居野处之民族，尚未有水上居民之意，同时指北蜑、巴蜑和岭南蜑族没有关联[16][17]。吴永章推定，魏晋南北朝时鄂、川、湘、黔边区的蜑人，应是廪君蛮后裔即土家族先人，而隋唐以后的岭南蜑人则属于越族后裔。[18]冯国强认为以宋代作分界，此时期前分布于长江中上游的北蜑，一支是渝东、鄂西、黔东一带的巴州蜑，还有一支是湘西武陵地区的荆州蜑，为巴州蜑移民后代，前述者为土家、瑶、苗等族先民。[10]詹坚固认为明清时疍民已基本汉化。[19]

但根据疍民的自述，其来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谓疍户为蒙古色目人种，元灭时闽人斥之不使践土；有谓疍民系李自成旧部流入闽中，而自侪于奴隶者。[20][21]

文籍记述

“蜑”最早记载是主要集中在巴蜀临近长江一带的蜑人，一些学者研究曾认为其为南方疍民的一个来源，自春秋时期便在此地临水居住和活动。到晋代时，巴蜀蜑人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而除巴蜀外的长江以南地区，如长沙、常德一带等古属楚地之湘西地区，也有诸多关于蜑和蛮蜑的记载[22]，整体蜑人活动区域遍布巴蜀及湘江流域，但兼有陆居和水居。[23][24]

据南齐书记载，建元元年（433）十月巴蜀涪陵郡蜑民曾有见证祥瑞并有举行仪式奉敬神物，当时还有官员对蜑人施行安抚。北史则有记载天和初年信州蜑人据江反叛、对抗规模当时达到二千馀里。

至唐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记述：“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

而到了北宋时期，乐史在《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记载：“蜑户，县所管，生在江海，居多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业”。 宋朝周去非之《岭外代答》卷三外国下“疍蛮”条记载在钦州三种不同产业的蜑民：“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纶；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凡蜑极贪，衣皆鹑结。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妇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儿自能孩，其母以软帛束之背上，荡浆自如。儿能匍匐，则以长绳系其腰，于绳末系短木焉，儿忽堕水，则缘绳汲出之。儿学行，往来篷脊，殊不惊也。能行，则已能浮没。蜑舟泊岸，群儿聚戏沙中，冬夏身无一缕，真类獭然。蜑之浮生，似若浩荡莫能驯者，然亦各有统属，各有界分，各有役于官，以是知无逃乎天地之间。广州有蜑一种，名日卢停，善水战。”

最早的《香山县志》中记录了对蜑家征税的情况：“鱼课米：洪武二十四年二千一百七十九石三斗二升。成化后，更定蛋户二百八十七石二斗四升三合。有闰月加米二十八石七斗三升。业户一千四十，米四百石四斗七升。闰月加米九十五石六斗”。 由此可知，至迟在洪武年间，香山所在地区已有纳税疍户。疍户以渔盐为业，既称“鱼课始自宋”，蜑家的历史至少始于宋。旧时分布于珠江下游各支系的水上居民、流动渔民称作疍家人。疍家是中国沿海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疍家，这一称谓有人认为是因为疍家人常年以舟为家，生活在海上，如蛋壳漂泊于海面，所以称为疍家；也有人认为疍家人常年在海上与风浪搏斗，处于险恶的生存坏境，和独特的谋生手段，生命无保障，如同蛋壳般脆弱，故称为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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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变迁

疍家人长期被视作“贱民”，被禁止上岸，也禁止与陆上居民通婚，更谈不上受教育。[12][8]在明清代地理与经济生活变化中，除捕鱼捞虾外疍民也开始转向多种谋生方式，如水上运输和削竹、编竹等手工业，以及经营如艇仔粥之类的小商小贩生计。还有一部分疍家转而洗脚上田，租耕种沿河沙田坡地，采蚬兼种田。[7]

明清以来疍民社群的主要特征，除贱民身份地位和水居生活外，还有一点是宗族化程度低——疍民社会未有儒家所谓礼教或纲常的约束[11]，也没有明显的宗族界线，男女交往及婚姻也较自由，有兄终弟及婚和翁媳婚习俗[25]。

旧时广州一带的疍民，水上生活主要以捕鱼、捞蚬为业；也有在河涌和两岸之间，撑“横水渡”渡人，或挂靠内河运输公司，从事将木材沙石等从小船运上大船的运输工作；还有就是夜间在长堤、白鹅潭、荔枝湾一带，向游船上谈生意、谈恋爱、寻消遣的客人，兜售烧生蚝、鱼生粥、艇仔粥、炒蚬炒螺、花生糖、香烟等小食；还有一条谋生路是操持皮肉生意，李小翠认为疍家妇女是受生活所迫，被称为“鱼蛋妹”，实是不厚道的市井称呼。[12]

籍户管理

壬申。谕广东督抚闻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蛋户。即猺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蛋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粤民视蛋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蛋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局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蛋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著该督抚等转饬有司。通行晓谕。凡无力之蛋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陵驱逐。并令有司劝谕蛋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副朕一视同仁之至意
“
”
雍正《恩恤广东疍户》，《清实录雍正朝实录》，卷八十一，雍正七年五月壬申。

早在唐代，官府就有对疍民实施户籍管理，并予以征税，“蜑户者……自唐以来计丁输课于官。”[26]元代户口设置虽然类别复杂，但疍民未列在内而属于最低等的杂户，其在官府中的主要作用是采集珍珠，名称为“乌蜑户”[27]。到了明代，天下户口分为民户、军户和匠户三等，而疍民则与乐户、佃仆、堕民、娼妓、优伶等同属贱民阶层[28]。自明代始岭南各地普遍存在疍民登记入户情况，疍民群体由此是被纳入官府常态管理[26]。

到了明清交替之际，南海疍民为摆脱“贱民”身份有采用不同方式做出抗争——琼州海峡北部（简称海北）以上水域的疍民多选择以武力对抗，而南部地区（海南）疍民则多选取诉讼形式，由此海南疍民相对更多被当局“编户齐民”摆脱旧有地位，至雍正、乾隆两朝，海北疍民彻底沦为贱民身份，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改善[6]。

晚明时期，因海盗活动与官府施政夹击，令到疍民群体有所强化对抗事态，据《粤西诗文载》载明嘉靖期间，柳州疍民“绣错而居，犷悍难治”，另当局施以“珠池之禁”严重影响到采集珍珠疍民的生计后，致使北部湾一带有疍民苏观升、周才雄等起事，官府被迫出动官兵围剿；同一地方疍民梁本豪则与倭寇有所联系，不利东粤管治秩序[6][26]，催生官府对疍民施加保甲制。

崇祯年间（1628～1644）新安县知县周希曜在公文中提出对疍民“编蛋甲以塞盗源”；在惠州，疍民则设有“疍长”；东莞“沿海疍民分为上下十二社。编次里甲，如县之坊都”；香山县也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设立河泊所，将疍民纳入管理，对全县疍户实行保甲制。[26]乾隆十四年（1749），为加强澳门海域管理，防范海盗，当地县府发文：“一切在澳快艇、果艇及各项蛋户罟船通行，确查造册，发县编烙，取各连环保结，交着保长管束，许在税厂前大马头湾泊，不许私泊他处，致有偷运违禁货物，藏匿匪窃，往来诱卖人口及载送华人进教拜庙，夷人往省买卖等弊。每日派拨兵役四名分路巡查，遇有潜泊他处船艇即时禀报，查拏按律究治。失察之地保一并连坐，兵役受贿故纵，与犯同罪。”

后来朝廷注意到广东河道上人数众多的蜑家备受歧视，清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下发《恩恤广东疍户》令，允许疍户上岸建屋居住，强调其地位身份与四民无异[7][9]，但实际上对疍民存在的诸多歧视依旧存续。明初至清末九姓渔民也是在社会最底层苦捱，隐忍世间不公，唯一恩典是在身故后才被允许葬在岸上，到清同治年间严州知府戴槃奏请裁革对当地渔户的课税、准予他们改贱为良，获朝廷恩准也有所改变当地渔户状况——虽然有少部分人弃船登岸，但大多人后期还是维持原漂泊生活[29]。

到中华民国政府时代，也继续发文赋予疍民平等权利，禁止对疍民的歧视和压迫，但也大多流于公文[19]

征税

官府对疍民收税记录可追溯到唐代，当时的疍民以渔猎为业、采集水下资源为生，而亦须交税予官府。宋淳熙十年（1183）马持国到任广东盐运使署任职管理盐政，“及亲事，新会旧有白皮盐场，为民户扰，力请罢之。蛋户丁钱为州县迫促，亦请蠲之”。明代对疍民“每岁计户稽船，征其鱼课，亦皆以民视之矣”[26][30]。明代官府为防止疍民等运输船只偷税，有实施严格的处罚措施，在各地也专门设立了河泊所对疍民征收渔税，种类就包括渔课税、鱼苗税、鱼潭税、鸬鹚税、蛋艚船税等，还有翎毛、鱼油、鱼鳔等附加税。至清代官府对岭南各地疍民也以征收渔税为主。[26]而九姓渔户的渔课始于明洪武年间[31]，据严州府相关记录，明代之前在严州一带活动的渔户未被征收渔课[32]。

代垦沙田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广东新语/卷02#沙田
迩年，农蛋十室九空，海利既并于豪强，鱼虾亦匮于网罟，止有耕种一途，藉支旦夕。有赀本者，尚可赁田力作，无赀本者，唯凭佣耕糊口。
“
”
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十二，《拟照旧雇募守沙议》。

珠三角疍家社群在历史上的传统渔叶活动有因海陆地理变化而受影响[33]，如明代开始推行屯田致使珠三角沿海的顺德、东莞[34]、新会、香山等地陆上聚落数目增长，在人工开发沙田速度加快后沙田规模扩大，且由于官府未有课税而盈利前景巨大、越来越被豪强大族控制和垄断[35]，大多直到中华民国时都一直由明初后发展起来的大村落宗族掌握[36]。由于这些大族世家逐步占据沙骨、鸭埠、罾门等当时在形成中的浅海滩涂，也压缩了这一带依赖上述资源的疍家谋生空间[37]。时向县衙门承垦沙田的宗族公尝的族产管理机构和行会等组织，就有所雇佣原在此带及周边大小岛屿上以捕捞为生的疍家代为开垦[38]，这一类疍家也就此转为开发沙田、从事农耕的佃户[39][40]。

近现代平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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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影响和普及近代思想观念，围绕疍民族属和权利问题的讨论扩大，新文化运动后相关社会调查，使得疍民及其文化得到知识界的更大范围关注[41]。中华民国政府也继续颁令、立法[42]等务求令疍民平权化，在同一时代的广东省民政厅也曾颁布《严禁压迫疍民恶习》政令，指出应消除歧视，反对欺压，但社会上的歧视和欺压积习难改，政府推进措施成效作用未有成效。[4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推进福建、广东等地疍民上岸定居，以作为解决疍民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广东方面首要是从沿海疍民为先，之后再到内河疍民：1950年代初政府统一专门修建迁移沿海疍家的定居点，现代广东沿海的海陆丰、阳江等地渔民新村便属此类；内河疍民的迁移定居，持续时间较长，跨度由195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0年代。[44]福建疍民上岸跨度则持续到1990年代。[42]

分类

 
停靠在海南三亚岸边的疍家渔船

蜑家分为福州疍民以及广东疍家人。

福州疍民以闽语为母语，福建闽东称福建蜑民为“曲蹄”、福建渔民。

广东疍家人以粤语为母语，被称作“水上人”或渔民、疍家人等。

各地蜑民生活在不同船泊、水域和方言区域，所以有不同名称之分。如依据水域，可分“咸水蜑民”和“淡水蜑民”两种，前者多信奉洪圣，后者多信奉龙王[5]。

两广（广东、广西、海南）的疍家话属于粤语，而福州疍家人则主要使用福州话。

分布

据史料记载，岭南的内河和沿海港湾处处皆有疍民分布，聚族而居，自诩“龙户”，崇拜水神，敬畏自然和呵护谋生的水域。 到明清时代，珠江三角洲大规模围海造田令地貌变迁，到清未时堤围遍布珠江三角洲的河网地带，疍家赖以为生的水域面积也因此而缩减。基于前述变化和陆地经济社会发展，疍民纷纷迁移到靠近市镇的河面谋生，流动到广州、佛山、江门等商业发达市镇。[33]据叶显恩调查，在鸦片战争前夕，聚集于广州河面的疍家艇达到84,000艘，而处于北江进入三角洲河网区的要冲三水县芦苞，也是疍家云集的商贸要地[45]。

据近代调查统计，疍民以广东最多，福建次之，浙江最少；浙江境内疍民主要分布于温州瓯江，据中华民国时《象山县志》卷十六载，温州以北的沿海石浦港一带也曾有疍民分布[46]。现所认知的疍家主要生活范围，处于珠三角、粤西沿海，闽东沿海和闽江流域，闽南厦门鹭江和泉州晋江流域，长江三角洲的江河和海湾流域，在其它闽粤桂琼浙沿海地区亦有分布。疍家往往以江海为家，居无定所。

福建

 
福建疍家
更多信息：福州疍民

福州疍家终生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在马祖列岛有分布的记录[47]，有观点认为，古代福建沿海一带，曾经多为疍家人的天下。[48]

粤港澳

参见：香港蜑家人和澳门蜑家人

疍家在华南珠江流域各处有所分布，主要分布于珠海斗门、广州番禺、江门新会、深圳、顺德、东莞、中山、香港等地[49]。

海南

1512年的海南岛人口的7%是蜑家人，每个蜑家户生八九子或至十余[50]。现代在海南岛的疍家，主要分布在海口、昌江、陵水、三亚等地[4]：据调查和报导各资料统计，海口的疍家人主要集中在捕捞新村、捕捞旧村和白沙门下村；昌江的疍家人主要集中在海尾镇新港；陵水的疍家人主要聚居在新港新村镇；三亚的疍家人分布在三亚港、鸿沙码头等地。

赣浙

主条目：九姓渔民

九姓渔民或九姓渔户，主要有陈、钱、林、李、袁、孙、叶、何、许等九姓，原为浙江疍民，研究相信与其他疍家同源[46]。明清时期九姓渔民与粤闽疍民分布地区相紧邻，即处于江西全省及浙江钱塘江流域[46]。据渔户所在地传说、地方史志和社群内部较为认可的说法[29]，他们祖先原是元末陈友谅部属，在被朱元璋击败后被贬贱民为渔户，散居范围由鄱阳湖延伸至钱塘江流域，以建德为中心[51][52]，不过江西界的渔户都有被明官府登记在渔课册中，有明确的都、图信息，权益问题限于入湖捕鱼权[53]。新安江一带的水上人是于1969～1970年分两批被安排上岸定居，落脚于梅城、三都和大洋[52]。

浙江蜑家分布具体地点有舟山群岛，台州湾，温州湾，三门湾，杭州湾，新安江，富春江，兰江[54][55]。

其他地区

15世纪，一些蜑家户住在太湖一带，也有蜑家户在北京、南京、湖北、湖南以及大运河和长江河一带活动。[15]

更多信息：在越南的民族#艾人（越南语：Các_dân_tộc_tại_Việt_Nam#Người_Ngái）和中国的未识别民族#疍人（越南语：Các_sắc_tộc_không_được_phân_loại_tại_Trung_Quốc#Người Đản）

在越南，当地的疍(家)人（Người Đản (Gia)）融入并被归类为艾族的一支。

语言

广东疍家人的母语为疍家话，属于粤语，与粤语广州话完全互通。

福建疍家人母语多为当地的闽语。

九姓渔民方言，其归类尚不清楚。

传统生活

 
大澳岛的疍民

据历史多个民族志调查都显示，标识为疍家的群体在文化习俗方面，从饮食、婚嫁、风俗、家居摆设以至仪式，与陆上居民更为接近，而与山上的瑶或畬则差异较大。信仰上信奉洪圣、北帝、观音等也和陆居人一致[7]，不过因为长期居于小艇上而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活习惯，[56]旧时水上人还有信奉佛祖、妈祖和圣人公[57][58]。

水居处所

参见：花尾渡

疍家人栖身和谋生主要都在船艇之上，艇家群居也是疍家历史上一大特点——由于每只疍艇是住一家人，所以又称连家船。一般而言，每只船艇长仅五六米，宽约一二米。艇上部是遮蔽阳光和风雨的拱型盖篷（疍篷），艇侧有驶动船艇的长桨和摇橹。底部船舱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水舱装载鱼货，后面空舱则放置衣食杂物。船艇盖篷下的中部、装载鱼货的水舱之上垫上甲板，就作为疍民日常起居内室，夜间一家人就以甲板为床。船舱外侧挂着无底的便于拉撒的篾兜。船尾则放置水桶炉灶，用以加工食物和煮饭煲𩠌。[56][33]

疍家艇类

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广州市公安局对栖居在珠江河上艇户所作统计，10多万水上居民分别居于30多种不同的船艇中，共计三万几艘：船只依照各自用途和样式有不同名类，如运客过河或供人住宿过夜者，包括四柱大厅艇（也叫紫洞艇，俗称“花舫”）[59]、沙艇、横水渡艇、孖舲艇（注：两条连在一起有窗户的船）、疍船艇等；运货物者，包括货艇、柴艇、西瓜艇、装泥艇、运煤艇、运米船等；运肥料供应农民者，包括运粪艇、运尿艇、运垃圾船等；捕鱼捞虾网蚬者，包括蚬艇、捕鱼虾船等。[56] 而在粤东潮州，疍民船只除除一般的运输艇、住家艇外，有一种比较大型的船只叫六篷船，其装饰华丽，停靠在潮州城外，以招徕达官贵人沿江观景、饮酒作乐为主要目的，部分年轻疍民女子在船上从事陪游、陪酒、歌舞甚至娼妓等服务。[60]

著装打扮

在冬天时分疍家女性们会用黑布或花格布包著头，而包头布后面还有用一硬物“头布拱”衬着，布上都绣着“狗牙花”。衣著无论男女，传统都会用薯莨汁浆洗（抵挡水气）的麻布衣服。[58]疍民妇女还有专属短裤，长度只到膝盖上端，以蓝色或灰色为主，裤子后部往外翘以免在劳作时沾湿。妇女们还常常在裤子上系有有镶嵌图案的银腰带，其作用主要为避免水气侵入腰部。[3]

另据建德文化学者朱睦卿在研究九姓渔民时的著述，当地渔户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是不被允许穿鞋子（只准趿拉半只）和长衫上岸，如有人整脚穿鞋，会被恶棍寻衅侮辱并夺取他们的鞋扔到茅厕。当地一名渔户忆述，老一辈上岸去时无论冬夏，都习惯要在腰里缠根稻草绳，据说这样做是依照朱元璋时所定规矩、以此来区分良民和贱民。[29]

忌讳、信仰及文化

 
蜑民的传统服饰

疍艇船头被疍家视作神圣地方，过去由于对妇女歧视，不准妇女跨过船头，怕妇女跨船头后对捕鱼不利。年节时日，疍民会在船头张贴吉利字幅（“船头兴旺”）。到新的一年第一次起航时，会取猪肉一块、活公鸡一只拜祭船头，拜祭时以刀刺穿公鸡鸡冠，将血涂在船头和船头两侧，据说可以避邪，以保航行平安。有时还插上红布制成的“吉利旗”，以保顺风顺水。[56][33]

广东的水上蜑家人有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渔歌文化－咸水歌，又称咸水叹、叹哥兄、叹姑妹、叹家姐。早在明末清初咸水歌就已流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带。疍家人为调剂、释除漂泊大海生活的寂寞与忧愁，并增加社群成员间的情感，逐渐在历史里形成该种对歌酬答的习俗[8]。主要用独唱、随编随唱、对唱等形式歌法。于情爱活动里，年轻男女也会采用咸水歌“对歌”，随编随唱，如果唱到两情相悦，男方家就会请媒人去女方家说媒[58]。现代是以广东中山市坦洲镇用粤语沙田话歌唱者较流传广泛、曲目丰富，延续了这类传统的渔歌唱法文化。[61]

蜑家人与其他汉族民系同样有祭祖的传统，但他们大多不用神主牌代表祖灵，而是用木制的人像。在亲人逝世后，蜑家人会请灵媒与刚逝世的亲人通灵，亲人会描述他所喜的造型，然后家属就会请工匠依照描述制作偶像，完成后会放在船头的神龛供奉。

文艺作品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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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秦始皇使尉屠雎统五军，监禄杀西瓯王，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疍户即为入丛薄中之遗民也。”见瞿宣颖纂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上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复印本，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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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吴永章〈古代鄂川湘黔边区蜑人与岭南蜑人之比较研究〉，原载《广西民族研究》南宁市：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二期，页 81-85。原题是〈古代鄂川湘黔边区蜑人与岭南蜑人之比较研究〉，后改题目为〈南北蜑 人不同族属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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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清代钱谦益注《杜工部集》卷八“长沙郡杂有夷蜑，名曰莫傜”。《通典》之《州郡十三》：“湘州。（邻郡十，理长沙。今郡。）齐并因之。州境之内，含带蛮蜑。”嘉靖《常德府志》之《地理志》提及常德“属楚。《汉书》：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绎于荆为楚。《旧志》：商周，为蛮蜑所居”。
  23. ^ 《蛮书》：“夷、蜑居山谷（蜑即蛮之别名），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通典》之《边防一》提到“蜑”之岩葬葬俗：“潭、衡州人曰：蜑取死者骨，小函子盛置山岩石间。大抵习俗既殊，其法各异，不可遍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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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有司名曰乌蜑户。蜑音但。仁宗登极，特旨放免。时敬公威卿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俾该管掾史立案，令广东帅府抄具乌蜑户一一籍贯、姓名，置册申解他省。”
  28. ^ 自明太祖“设立蛋户、渔户、教坊等名色，禁锢敌国大臣之子孙妻女，不与齐民齿”的规定之后，疍民群体随之进入社会最底层。见（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之《凤阳人乞食之由》商务印书馆，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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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同治年间严州署知府戴檠《裁严郡九姓渔课并令改贱为良碑记》转引自《浙江民俗》1985年第1、2合辑
  32. ^ 见明吕昌期修、俞炳然纂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可知明代以前当地未有渔课，到之后就“鱼课钞三百四锭四贯二百七十文”，自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 Volume 8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年，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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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嘉靖《香山县志》，卷三，《政事志》：“本县沿海一带腴田，各系别县寄庄，田归势豪，则田畔之水埠，海面之罾门，亦将并而有之矣。”另参见西川喜久子：《关于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沙骨”和“鸭埠”》，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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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对江西九姓渔民的讨论，可另见傅衣凌《〈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休休室读史札记之一）一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之乱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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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 按照老辈流传说法，佛祖掌握着家门和自身的命运，可以给渔民治病，并能左右收成好坏；妈祖知道四时气候，可以指示出海捕鱼的地点；圣人公则专门负责治鬼压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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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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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古川寿八:《广东、广西两省出张报告概要》,台北,台湾银行调查课，1919
  • 钟敬文：《中国置民文学一脔》，《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1928年
  • 黄云波：《广州蛋俗杂谈》，《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35-36期
  • 吴高梓：《福州置民调查》，燕京大学《社会学界》1930年第4卷
  • 岭南大学社会研究所：《沙南蛋民调查》，《岭南学报》第3卷，第1期（1934年1月）
  • 何格恩：《蜑族的来源质疑》，《岭南学报》1936第1期
  • 何格恩：《唐代的蜑蛮》，《岭南学报》1936年第2期
  • 伍锐麟：《三水河口蛋民调查报告》，《岭南学报》1936年第2期
  • 陈序经：《疍民的研究：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商务印书馆，1946年
  • 吴高梓：《福州疍民调查》，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ISBN 9787533424596 p565-577
  • 邹德珂、项孝挺：《福州市台江区小船户各种统计及其生活状况的调查》，同上，p578-587
  • 吴永詹：《闽江流域的蜑户》，《新亚细亚》1937年第2期
  • 陈碧笙：《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来源、特征以及是否少数民族等问题的讨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4年第1期
  • 韩振华：《试释福建水上蛋民(白水郎)的历史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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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可儿弘明，香港艇家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东南亚研究専刊之五）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研究所, 1967
  • Eugene N.Anderson，"The Boat People of South China"，Anthropos，vol.65（1970）
  • [日]可児弘明，香港の水上居民: 中国社会史の断面，东京: 岩波书店,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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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ugene N.Anderson and M.L.Anderson，Mountains and Water:The Cultural Ecology of South Coastal China,Orient Cultural Service,Taipei,1973
  • 蒋炳钊：《蛋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广西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 David Faure，"The Tangs of Kam Tin—A Hypothesis on the rise of a gentry family"，in From village to City：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 of Hong Kong society，edited by David Faure，James Hayes and Alan，Birch（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84），p24-42
  • 吴建新：《广东疍民历史源流初析》，《岭南文史》1985年第1期
  • Eugene N.Anderson，The Happy Heavenly Bureaucracy：Supernatural and the Hongkong Boat People,《亚洲民俗社会生话专刊》第二十九辑，东方文化书局，1985
  • Barbara E.Ward（华德英），Through Other Eyes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Mostly in Hong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1985
  • 华德英：《从人类学看香港社会一一华德英教授论文集》，冯承聪等编译，大学出版印务公司，1985
  • 吴永章：《古代鄂川湘黔边区蜒人与岭南蜒人之比较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
  • 张寿棋、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先民“疍家”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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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新美：《珠江口水上居民(疍家)种族现状的研究》，《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 傅贵九：《明清疍民考略》，《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
  • 刘复兴：《化州水上居民的婚丧习俗》，《民俗研究》1990年第3期
  • 林蔚文：《福建蛋民名称和分布考》，《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
  • 张寿祺：《蛋家人》，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1，ISBN 9622316387
  • 叶显恩．明清广东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J］．中国社会经济史，1992，(1):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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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蒋炳钊：《蛋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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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何家祥：《农耕他者的制造——重新审视广东“疍民歧视”》，《思想战线》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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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银锋：《族群歧视与身份重构：以广东“疍民”群体为中心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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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美宝：《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学术研究》2010年第4期
  • 伍锐麟：《民国广州的疍民、人力车夫和村落：伍锐麟社会学调查报告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ISBN 9787218066288
  • 唐国建：《从疍民到“市民”：身份制与海洋渔民的代际流动》，《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 陈勉、区缵：《疍民史志》，何国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高峣调查组：《中国田野调查丛书(第2辑):滇池草海西岸八村调查报告(套装上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ISBN 9787513004039
  • 林有能, 吴志良, 胡波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蜑民文化研究——蜑民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出版社，2012，ISBN 9789881829887
  • 林有能, 吴志良, 龙家玘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蜑民文化研究. 二. , 第二届蜑民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出版社，2014，ISBN 9789881246608
  • 李宁利：《明清时期疍民社会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管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0期
  • 刘莉：《渔权与海权——海南岛沿海渔民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意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 颜广文：《从“瓯邓”到疍民——疍民起源新解》，《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 冯国强：珠三角水上族群的语言承传和文化变迁，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ISBN 9789577399823
  • 刘莉：《做海：海南疍家的海上实践与文化认识》，《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 刘莉：《在场：海南疍家女性的空间、身体与权力》，《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
  • 刘莉：《地方性知识视域下西沙驻岛渔民的海洋实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 吴永章、夏远鸣：《疍民历史文化与资料》（岭南文库），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ISBN 9787218132570
  • 冯国强：两广海南海洋捕捞渔谚辑注与其语言特色和语汇变迁，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0，ISBN 9789864784318
  • 卫聚贤：〈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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