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百科

阿蒙·哥特

阿蒙·利奥波德·哥特（德语：Amon Leopold Göth；德语：[ˈɡøːt] （ⓘ）；另一种拼写方法是“Goeth”；1908年12月11日—1946年9月13日）是一位奥地利裔党卫队工作人员及战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波兰总督府普瓦舒夫（英语：Płaszów）的普瓦舒夫集中营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内担任该集中营的司令官。

阿蒙·哥特
哥特1945年脸部照片
出生阿蒙·利奥波德·哥特
(1908-12-11)1908年12月11日
 奥匈帝国维也纳
逝世1946年9月13日(1946岁—09—13)（37岁）
 波兰克拉科夫Montelupich监狱（英语：Montelupich Prison）
死因绞刑
知名于普瓦舒夫集中营司令官（英语：Nazi concentration camp commandant）
刑事处罚执行死刑
刑事状况死刑
配偶
  • 奥尔加·亚瑙谢克
    （1934年结婚；已离婚）
  • 安娜·盖格
    （1938年结婚—1944年离婚）
定罪危害人类罪
党卫队履历
昵称普瓦舒夫的屠夫（The Butcher of Płaszów）
效命 纳粹德国
军种党卫队
服役年份1930–1945
军衔亲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
部队骷髅总队
统率普瓦舒夫集中营

哥特在二战战后由共产波兰的最高国民法庭（英语：Supreme National Tribunal）审判，其被判决亲自下令犯下了针对个人与群体实施监禁、酷刑和灭绝的罪行。他还被判定犯有杀人罪，这是战争罪审判中首次此类定罪。罪因为“亲自杀害、残害与虐待了大量的人，尽管人数不详。”[1]

哥特在距离普瓦舒夫难民营旧址不远处被处以绞刑。1993年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由雷夫·范恩斯饰演阿蒙·哥特，描述了他对普瓦舒夫集中营的管理。

早期生活与职业生涯

阿蒙·哥特是一位以其父亲与祖父命名的独生子，1908年12月11日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富有的图书出版界天主教家庭，他的母亲是巴尔塔·施文特·哥特（德语：Berta Schwendt Göth），父亲阿蒙·弗朗兹·哥特（德语：Amon Franz Göth）是阿蒙·弗朗兹·哥特出版社（德语：Verlagsanstalt Amon Franz Göth）的持有者，其印刷品囊括宗教文献、明信片以及军事史书籍。由于父亲出差，母亲又常在出版社打工，因此哥特主要由自己的姑母抚养。小时候他有一个绰号叫“莫尼”（德语：Mony）。他在维也纳的一所公立学校上学，后来又在塔亚河畔魏德霍芬进行了几个学期农业学的学习。17岁时放弃学业以追求自己对极右派思想的好奇心。哥特于1925年加入了奥地利纳粹党（英语：Austrian Nazi Party）的地方青年支部，1925、1927至1930期间成为了维也纳施泰尔马克家园保卫队（德语：Steirischer Heimatschutzverband Wien）的一员，这一组织是反犹太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保安团（英语：Heimwehr）的一个激进且强劲的派系。他放弃了自己的党籍，加入了纳粹党奥地利支部，1930年9月获得党员编号510,764。1931年5月31日，哥特被正式授予党员身份。他决定在纳粹党早期阶段入党意味著其被视为一位“老战士”，即阿道夫·希特勒升任德国总理之前入党的人。哥特开始在维也纳玛格丽滕区地方小组（英语：Ortsgruppenleiter）（德语：Ortsgruppe）为党效力，很快不久后又转到玛利亚希尔夫地方小组，在那里他成为了纳粹党冲锋队的一名政治领袖。哥特1930年加入奥地利党卫队，并在两年的候选期过去后被授予正式队员资格。他被任命为亲卫队队员（英语：Mann (military rank)），党卫队编号43,673[2][3]。

哥特直至1933年1月份在维也纳党卫队“部队”戴梅尔（德语：Truppe Deimel）和“风暴”利巴尔迪（德语：sturm Libardi）服役，他被提拔为一团级部队党卫队第52旗队的排长（英语：Zugführer (military)），很快又晋升为党卫队亲卫队小队领袖[4]。当哥特因为从事非法活动（包括为纳粹党索要爆炸物）使得自己成为了一名通缉犯时逃往了德国。1933年6月19日，奥地利纳粹党在奥地利被宣布为非法，因此该党派在慕尼黑开展了流亡行动，哥特从这一流亡基地向奥地利偷运收音机和武器，并充当党卫队的信使[5]。他于1933年10月被奥地利当局逮捕，但同年12月因为缺乏证据而被释放。1934年7月，他因为一场未遂的纳粹政变致使时任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被暗杀之后又一次遭到拘留。之后从拘留所逃往达豪的达豪集中营附近的党卫队集训设施[5]。由于哥特与自己的亲卫队上级领袖阿尔弗雷德·比格莱尔（德语：Alfred Bigler）之间存在分歧，因此他暂时退出党卫队和纳粹党的活动，直至1937年。此后哥特在慕尼黑居住，同时也尽力帮助父母发展他们的出版事业。他在父母的引荐下结婚然而仅仅几个月过后便分道扬镳[6]。

哥特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不久回到了维也纳，并恢复了自己的党派活动。同年10月23日，他与一位在摩托车比赛上相识的女人安娜·盖格（德语：Anna Geiger）于党卫队民事典礼上结婚[7]。在结婚之前，这对夫妇必须通过由党卫队实施的一套严格的体检，以判断此婚姻是否合适[8]。他们共有三个孩子，分别是生于1939年的彼得，7个月时死于白喉[9]；生于1940年的维尔纳；以及生于1941年的女儿英格伯格[10]。二战期间，这对夫妇在维也纳有一个永久居所[11]。

哥特最初被分配到党卫队第89旗队，战争开始时被调往亲卫队第11旗队（英语：11th SS-Standarte）下辖的亲卫队第1突击队（英语：Units and Commands of the Schutzstaffel），1941年初被擢升为亲卫队上级小队领袖。1940年3月5日，哥特被征召加入德意志国防军，军衔为初级军士（英语：Unterfeldwebel），然而他的连续党卫队服役记录表明自己并未积极服役[12]。从1941年中旬至1942年年底，哥特分别担任了别动队行动领袖，以及卡托维兹东上西里西亚纳粹德国专员辖区党卫队国外德意志民族事务部（亲卫队强化德意志民族性国家专员部（英语：Reich Commissioner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German Nationhood））财政官，他在纳粹党对隔离、迁移与杀害欧洲犹太人所做出的贡献中获得了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的名誉。1941年7月14日，哥特被授予党卫队亲卫队下级突击队领袖军衔[13]，还收到了长官颁发的服役证明书（德语：Dienstleistungszeugnis），其夸赞了哥特的服役以及体格与思想特征[14]。

1942年夏季哥特被调往卢布林，在那里他成为了克拉科夫地区亲卫队与警察领袖（英语：SS and Police Leader）欧的洛·格洛博奇尼克（英语：Odilo Globočnik）亲卫队少将的一员。作为莱茵哈德行动的一部分，有一代号的名称被用于在贝乌热茨、索比堡以及特雷布林卡建立三座灭绝营。因为参与者均发誓要保护行动机密，所以哥特在莱茵哈德行动工作六个月以来的活动杳无音讯。然而根据他后来的审讯记录显示，哥特负责围捕与运送受害者们前往这些灭绝营被杀害[15]。

普瓦舒夫

哥特被分配到了党卫队的“骷髅总队”（“骷髅（英语：Totenkopf）”部队，服役于集中营）。他在1943年2月11日开始做的第一个任务是监督占地达200英亩的普瓦舒夫集中营的施工，未来还会担任该集中营的司令官[16]。哥特与大多数于集中营工作的党卫队军官不同，这些军官大多均来自小城市[17]。在被任命之前哥特可能与海因里希·希姆莱进行了个人面谈，这是分配党卫队集中营司令官的一项标准程序[18]。这座集中营坐落于两座古老犹太墓地的场地之上，使用奴工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修建[19][20]。1943年3月13日，克拉科夫犹太人区遭到清洗，那些依然适合工作的人被送往位于普瓦舒夫的新集中营[21]，而那些不适合工作的人则被送往灭绝营遭残杀。还有数千人在清理犹太居民区时被纳粹党在街道上杀害[22]。哥特以新集中营“司令官（英语：Kommandant）”的身份在集中营开幕词中告诉自己的新囚犯称：“我是你们的上帝”[23][24][25]。哥特对集中营有绝对的权威，尤其是在集中营的前期阶段[18][26]。

 
Hujowa Górka（英语：Hujowa Górka），普瓦舒夫集中营处刑地点（摄于2007年）

除去在普瓦舒夫担任的职务，哥特也担任负责清洗塔尔努夫犹太居民区的司令官，这里在二战开始时有25,000名犹太人（约占该市总人口45%）居住[27]，大约10,000人被遣送至普瓦舒夫做奴隶[12]，直至被清洗时还剩余8,000名犹太人。最后的搜捕行动于1943年9月1日开始，当时剩馀的犹太人被召集在马德格堡广场，广场被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火车在第二天中午前装车并出发。大多数受害者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不到一半的受害者在路途中幸存下来[27]。大部分受害者被认为不适合做奴工因而在抵达奥斯维辛之前被立即杀害。根据他在1946年战争罪起诉书中几位证人的证词，哥特在清洗犹太居民区时亲自射杀了30至90名妇女和儿童[27]。

1943年自己的生日时，哥特命令刚抵达普瓦舒夫的波兰女性钢琴家娜塔莉亚·卡普弹钢琴，卡普将弗雷德里克·肖邦的《升C小调夜曲Op. posth.》弹奏地惟妙惟肖以至于哥特允许她和她的妹妹存活下来[28]。

哥特还负责清理舍布涅集中营，这一集中营关押了4,000名犹太人以及1,500名波兰裔奴工。哥特受审时所出示的证据表明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部下，即亲卫队高级小队领袖约瑟夫·格日梅克（Josef Grzimek），后者被派去协助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汉斯·科勒曼（Hans Kellermann）进行大规模的屠杀[29][30]。1943年9月21日至1944年2月3日期间，在集中营遭关押的人被逐步清洗，近乎所有的波兰囚犯均被转移至普瓦舒夫或博赫尼亚的犹太居民区，哥特也在那些地方任司令官。大约有一千名犹太人被带往临近的森林遭射杀，其馀人则被送往奥斯维辛，大多数人刚抵达奥斯维辛后便被毒死。清洗结束后，哥特将所有的物资进行了分类并运往普瓦舒夫[29][31]。

1943年7月28日，哥特被分配至专门在犹太居民区进行清洗与输运的亲卫队与警察领袖专家部（Fachgruppe）。1944年4月晋升党卫队高级突击队领袖（相当于上尉），这是连队当中阶级最高的军衔。又因为跳过亲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相当于第一中尉）军衔因而获得双重晋升[32][33]。他还被任命为武装党卫队的预备军官[34]。1944年初，克拉科夫-普瓦舒夫劳改营的地位变为由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SS-Wirtschafts-Verwaltungshauptamt）直接掌权的永久性集中营[35]，这一差别使得克拉科夫-普瓦舒夫成为了波兰13个正式集中营之一[36][26]。米特克·彭帕（英语：Mietek Pemper）[a]在审判中作证哥特在早期阶段致力于随机且残暴的杀戮工作，正因此而臭名昭著[38]。1944年5月初，哥特获悉有10,000名匈牙利犹太人将很快被遣送至普瓦舒夫监禁。为了给新来的囚犯创造空间，哥特于5月14日下令将营地里全部儿童迁移至幼儿园。第二天将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人（仅有少数例外）遣送奥斯维辛集中营遭到杀害[26]。集中营相比劳改营受到党卫队更严密的监视，因而在更名后条件稍有改善[39]。

 
阿蒙·哥特位于普瓦舒夫集中营的房屋阳台，海伦·约纳斯-罗森茨魏希（英语：Helen Jonas-Rosenzweig）（Helen Jonas-Rosenzweig）称哥特会从那里向囚犯开枪。他的蒂罗尔帽子（英语：Tyrolean hat）标示著自己的意图。这是经验丰富的囚犯企图躲藏的信号[40]。

营地开放时容纳了大约2,000名囚犯。1944年运行全盛期有636名看守人监督25,000余名永久囚犯，另外还有150,000名囚犯将难民营作为中转营地在此经过[41]。哥特被大屠杀幸存者描绘为一位身材魁梧且精神饱满的人，每天均会亲自屠杀囚犯。他的两条狗，即大丹犬罗尔夫以及混血德国牧羊犬雷夫均被训练可将囚犯撕咬致死[35][42]。若有囚犯看起来行动缓慢或在庭院里消遣，他会从自己的办公室窗户射杀这些人[35]。他还曾以汤太热为由射杀了一名犹太厨师[43]，并残忍地虐待海伦·约纳斯-罗森茨魏希（英语：Helen Jonas-Rosenzweig）以及海伦·赫尔施（Helen Hirsch）两位自己的女仆，她们和所有囚犯一样一直担心著自己的生命[44]。在普瓦舒夫期间，哥特心安理得地在一栋别墅里居住，拥有汽车和自己在营地骑行所用的马匹。每周均会让一位犹太修鞋匠囚犯给自己制作新鞋子[45]。

以一位幸存者的身份，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均受到过精神创伤。我从未有过、从未有过，相信任何一个人存在这样的恐惧，这样的暴行。当我们从远处看到他时，每一个人均在躲藏，躲藏到厕所里，躲藏到任何他们可以躲藏的地方去。我无法告诉你人们是如何惧怕他的。

——海伦·约纳斯-罗森茨魏希[46]

另一位舒特拉犹太人波德克·费佛伯格（Poldek Pfefferberg）说：“当你看到哥特时，你就看到了死亡。”[47]

哥特认为，如果一个工作小组的一位组员逃跑或触犯若干法律，整个小组均要受到处罚。有一次他因为有一人逃跑而下令射杀每个工作小组的第二名组员[48]。还有一次因为有一人没有返回营地而下令射杀每个工作小组的第五名组员[49]。倘若罪犯被抓获在走私食物，他们就会被枪毙[50]。普瓦舒夫主要谋杀场地是Hujowa Górka（英语：Hujowa Górka）（Prick（英语：Prick (slang)）山），这是一座被用于进行大规模屠杀和谋杀的大山丘[51]。

革职和抓获

1944年9月13日，哥特被解除职务，并被党卫队指控盗窃犹太人的财产（根据纳粹法规，这些财产归属于国家），没有为自己负责的囚犯提供足够的食物，违反了集中营有关囚犯待遇和处罚的规定，同时允许囚犯与军士未经许可查阅集中营人事记录[52]。普瓦舒夫集中营的管理权被移交给了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阿诺德·比舍尔（英语：Arnold Büscher），1945年1月15日关闭[53]。哥特被安排在亲卫队法官（英语：SS and Police Court）格奥尔格·康拉德·摩根（英语：Georg Konrad Morgen）面前出庭，然而由于二战的推进以及德国逼近战败使得针对他的指控在1945年初被撤销[54]。党卫队医生诊断哥特患有精神疾患，然后他被送往巴伐利亚巴特特尔茨的精神病院，1945年5月在那里被美国军队逮捕[55]。其被捕时身穿德国国防军制服，并未承认自己是一名党卫队军官。他被遣送至位于前达豪集中营场地的一个临时性拘押营[56]，包括约瑟夫·列夫科维奇[57]。

审判和处决

 
1946年的哥特，在其被处决前不久

二战战后，哥特被引渡至波兰，1946年8月27日至9月5日在波兰克拉科夫由最高国民法庭（英语：Supreme National Tribunal of Poland）审判[1][55]。其被判决犯有纳粹党党员（已被宣布为犯罪组织）以及亲自下令针对个人和群体实施监禁、酷刑以及灭绝的罪行[1]。还被判定犯有杀人罪，这是战争罪审判中首次此类定罪，罪因为“亲自杀害、残害与虐待了大量的人，尽管人数不详。”[1]哥特被判处死刑，并于1946年9月13日在克拉科夫的Montelupich监狱（英语：Montelupich Prison）执行绞刑，此监狱距离普瓦舒夫集中营所在地不远[58]。他的遗体被焚化，骨灰被扔进维斯瓦河[59]。

家庭

除去他的两段婚姻，哥特还和一位最初来自布雷斯劳（或者格莱维茨；资料来源不一致）的美容师兼有志向的演员路特·伊雷妮·卡尔德（德语：Ruth Irene Kalder）有过两年的交情[60]。卡尔德在1942或1943年初与哥特初次相识，当时她在克拉科夫奥斯卡·辛德勒的辛德勒工厂担任秘书。卡尔德是在辛德勒将其带到普瓦舒夫的别墅里吃正餐时认识哥特的；她称自己对哥特一见钟情。两人很快便住在了一起，并产生了婚外情，但她说自己从未去过集中营本身[61][62]。哥特的第二任妻子安娜·盖格依然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居住于维也纳，当她得知哥特和卡尔德的婚外情之后便提出离婚。1945年11月7日，卡尔德在其女儿莫妮卡·赫特维希（德语：Monika Hertwig）出生时前往巴特特尔茨陪伴自己的母亲[56]。这是哥特的最后一个孩子。卡尔德在1946年哥特被处决以后深受打击，自己在哥特被处死不久便取走了他的名字[61][63]。

2002年，赫特维希以《我的确要爱自己的父亲，不是吗？》（德语：Ich muß doch meinen Vater lieben, oder?）为题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赫特维希描述自己的母亲无条件地称颂哥特，直至正视哥特在纳粹大屠杀所扮演的角色。卡尔德患有肺气肿，并在接受乔·布莱尔（英语：Jon Blair）拍摄的纪录片《辛德勒》的采访不久后于1983年自杀身亡[64]。赫特维希处理自己父亲罪行方面的经历在2006年由詹姆斯·莫尔（英语：James Moll）指导的纪录片《继承（英语：Inheritance (2006)）》中做了详尽介绍。在纪录片中出现的还有哥特的一位前犹太裔女佣海伦·约纳斯-罗森茨魏希。纪录片详细讲述了两位女性在波兰普瓦舒夫纪念馆的会面[65]。赫特维希要求会面，然而约纳斯-罗森茨魏希却因为自己对哥特以及集中营的记忆过于伤痛而犹豫不决。最终在赫特维希写信给她之后同意，“我们必须为被杀害的人做这件事情。”[46]约纳斯被这种看法所打动并同意与她见面[46]。

在随后的一次采访中，约纳斯-罗森茨维希回忆说：

我很难和她在一起，因为她让我想起了很多，你知道的……她很高，她有些特征。而且我也讨厌她。但她是个受害者，我认为这很重要，因为她愿意在德国讲述这个故事。她告诉我人们不想知道，她们想继续自己的生活。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有许多犯罪者的孩子，并且我认为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去继续谈论这个事情，因为这样做很困难。我对莫妮卡感同身受。我是一位母亲，也有孩子。她受到了自己父亲是一名犯罪者的影响。但我的孩子也同样受到了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一起来到这里。世界必须知道，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46]。

赫特维希也在一部名为《希特勒的孩子（英语：Hitler's Children (2011 film)）》（2011年拍摄）的纪录片中亮相，该纪录片由以色列纪录片制作人查诺克·泽维指导并制作。在这部纪录片中，赫特维希与其他臭名昭著的纳粹领导人的近亲描述了他们的感情、关系以及对自己亲戚的回忆[66]。

詹妮弗·特格（英语：Jennifer Teege）是莫妮卡-赫特维希和一位与其有过短暂交往的奈及利亚男子的女儿，在寄养家庭长大[67]。她通过赫特维希在2002年撰写的回忆录里发现哥特是自己的祖父。特格在《我的祖父会向我开枪（英语：My Grandfather Would Have Shot Me）》一书中谈论了对其身世的看法[67]（原名为《阿蒙：我的祖父会向我开枪》（德语：Amon:Mein Großvater hätte mich erschossen），于2013年出版）[68]。

在大众媒体与文化方面

哥特在普瓦舒夫劳改营的所作所为因为雷夫·范恩斯在1993年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对其的演绎而在国际上被熟知，范恩斯在一次采访中回忆：

人们认为他们必须去做一份工作，必须要承担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必须要引领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必须生存，必须做一份工作，这在每天是接连不断的，小小的让步、小小的措施去告诉自己这就是你需要引领的生活方式，然后刹那间这些事情就会发生。我的意思是，我可以自己私底下做出判断，这是一个可怕、邪恶和恐怖的人。但是我的工作是去演绎这个人，这个人的形象。有一种陈腐性，那种日常性，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而且这是在电影剧本中。实际上，与由连恩·尼逊演绎的奥斯卡·辛德勒第一场戏其中之一的一个场景我是这样说的：“你不明白这些工作有多么困难，我必须订购这么多——这么多平方米的铁丝网和这么多的围栏，同时我还需要把如此之多的人从A地送往B地。而且你也知道的，他是在为工作的困难发泄情绪[69]。

范恩斯因其对哥特一角的演绎而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配角，并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提名[70]。他演绎的这一角色在由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榜单AFI百年百大英雄与反派反派一栏中排名第15位，是对非虚构人物演绎的最高排名[71]。当普瓦舒夫集中营的幸存者米拉·费佛伯格在片场被介绍给范恩斯时，她因为穿著一身党卫队军装的范恩斯让她想起了真正的阿蒙·哥特而抑制不住地颤抖[72]。

注释

  1. ^ 米奇斯瓦夫·“米特克”·彭帕（英语：Mietek Pemper）（波兰语：Mieczysław "Mietek" Pemper）是一位犹太人，他被迫于普瓦舒夫担任哥特的私人秘书和速记员。其利用犹太区警察马塞尔·戈尔德贝格（英语：Marcel Goldberg）提供的名字，汇编并打出了1,200名犹太人的名单。这些犹太人于1944年10月被送往奥斯卡·辛德勒位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布尔涅内茨的劳改营（英语：Brünnlitz labor camp），并获得了挽救[37]。

引述

  1. ^ 1.0 1.1 1.2 1.3 Rzepliñski 2004，第2页.
  2. ^ Crowe 2004，第217–220页.
  3. ^ Teege 2015，第29页.
  4. ^ Crowe 2004，第220页.
  5. ^ 5.0 5.1 Crowe 2004，第220–221页.
  6. ^ Crowe 2004，第221–223页.
  7. ^ Teege 2015，第30页.
  8. ^ Crowe 2004，第223页.
  9. ^ Sachslehner 2008，第41页.
  10. ^ Sachslehner 2008，第43页.
  11. ^ Crowe 2004，第210, 223页.
  12. ^ 12.0 12.1 Holocaust Education & Archive Research Team 2007.
  13. ^ Crowe 2004，第224–226页.
  14. ^ Crowe 2004，第228页.
  15. ^ Crowe 2004，第226–227页.
  16. ^ Crowe 2004，第227页.
  17. ^ MacLean 1999，第270页.
  18. ^ 18.0 18.1 MacLean 1999，第22页.
  19. ^ Crowe 2004，第227, 241页.
  20. ^ Teege 2015，第34页.
  21. ^ Longerich 2010，第376页.
  22. ^ Roberts 1996，第60–61页.
  23. ^ Teege 2015，第33页.
  24. ^ Crowe 2004，第241页.
  25. ^ MacLean 1999，第87页.
  26. ^ 26.0 26.1 26.2 Megargee 2009，第865页.
  27. ^ 27.0 27.1 27.2 Crowe 2004，第232页.
  28. ^ Heslop 2007.
  29. ^ 29.0 29.1 Crowe 2004，第234–236页.
  30. ^ Bracik & Twaróg 2003.
  31. ^ MacLean 1999，第362页.
  32. ^ Crowe 2004，第233页.
  33. ^ MacLean 1999，第21页.
  34. ^ SS service record.
  35. ^ 35.0 35.1 35.2 Crowe 2004，第256页.
  36. ^ MacLean 1999，第378页.
  37. ^ Mietek Pemper obituary.
  38. ^ Crowe 2004，第242页.
  39. ^ Crowe 2004，第317页.
  40. ^ Wieliński 2012.
  41. ^ Crowe 2004，第237, 242页.
  42. ^ Teege 2015，第37–38页.
  43. ^ Crowe 2004，第257页.
  44. ^ Crowe 2004，第259–264页.
  45. ^ Teege 2015，第37页.
  46. ^ 46.0 46.1 46.2 46.3 Fishman 2009.
  47. ^ Keneally 1993，第360页.
  48. ^ Crowe 2004，第258页.
  49. ^ Crowe 2004，第259页.
  50. ^ Megargee 2009，第864页.
  51. ^ Crowe 2004，第237页.
  52. ^ Crowe 2004，第354–355页.
  53. ^ MacLean 1999，第17页.
  54. ^ Crowe 2004，第359页.
  55. ^ 55.0 55.1 McKale 2012，第201页.
  56. ^ 56.0 56.1 Teege 2015，第53–54页.
  57. ^ Simmons 2019.
  58. ^ Museum of the Polish Army.
  59. ^ Crowe 2004，第211页.
  60. ^ Sachslehner 2008，第167页.
  61. ^ 61.0 61.1 Crowe 2004，第210页.
  62. ^ Teege 2015，第61–62页.
  63. ^ Teege 2015，第77页.
  64. ^ Teege 2015，第93页.
  65. ^ PBS, Inheritance.
  66. ^ IDFA 2011.
  67. ^ 67.0 67.1 Shapira 2015.
  68. ^ Schaaf 2013.
  69. ^ Fiennes 2010.
  70. ^ Freud 2012.
  71. ^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2003.
  72. ^ Corliss 1994.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关多媒体资源：阿蒙·哥特
军职
前任：
无 		普瓦舒夫集中营司令官
1943年2月11日—1944年9月13日 		继任：
阿诺德·比舍尔（英语：Arnold Büscher）突击队中队长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阿蒙·哥特&oldid=84555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