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戰爭罪行

概述

蘇聯戰爭罪行概略描述蘇聯軍隊在1919年至1990年間,其領導人和數目不詳成員所犯之嚴重、並可能違反國際法之戰爭行為,包括1944年至1945年初在東歐中國東北所進行的戰爭或武力鎮壓,特別是謀殺強姦。至今未有任何國際軍事裁判組織對紅軍領導階層任何一人就戰爭罪行在法庭起訴追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紅軍和大屠殺

早期的蘇聯領導人曾公開譴責反猶太主義[1],威廉·科雷寫道:「自30年代末以來,反猶太歧視就已成為蘇維埃國家政策的一部分。」蘇聯當局努力遏制反猶太人的偏見,特別是在俄羅斯內戰期間,紅軍部隊進行大屠殺時[2][3],以及在1919-1920年在巴拉諾維奇的蘇波戰爭期間[4][5][6]

大屠殺受到了紅軍最高指揮部的譴責,有罪的部隊被解除武裝,而個別大屠殺者被軍事法庭審判。[1]被判有罪的人被處決。[7]僅管此後仍發生了烏克蘭紅軍部隊的大屠殺,但猶太人認為紅軍是唯一願意保護他們的力量。[8]據估計,在俄羅斯內戰期間被殺害的猶太人有3,450人,占猶太受害者的2.3%,這些人是由布爾什維克軍隊謀殺的。[9]相比之下,根據《摩根索報告》,在涉及波蘭責任的所有事件中,總共約有300名猶太人喪生。該委員會還發現,波蘭軍事和民政當局已盡最大努力防止此類事件及其將來的再次發生。摩根索報告指出,對猶太人的某些形式的歧視具有政治性質,而不是反猶太性質,因此特別避免使用「大屠殺」一詞,並指出該詞的使用範圍廣泛。沒有具體定義。[10]

紅軍和內務人民委員部

1922年2月6日,契卡改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一部分,即國家政治保衛局或格別烏。內務人民委員部宣布其職能是保護蘇聯的國家安全,這是通過對「階級敵人」進行大規模的政治迫害來實現的。在實施政治鎮壓方面,紅軍經常向內務人民委員部提供支持。[11]作為古拉格的內部安全部隊和獄警特遣隊,在整個蘇維埃歷史上的軍事敵對時期,內部部隊壓制了持不同政見者並從事戰爭罪。他們專門負責維持古拉格的秩序、進行大規模驅逐和強迫重新安置。後者針對的是蘇維埃當局假定對其政策懷有敵意並可能與敵人合作的許多民族,包括車臣人克里米亞韃靼人朝鮮人[12]

第二次世界大戰

背景

軸心國方面,種族意識形態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因素,並導致蘇聯平民在1941-45年德國入侵和佔領期間遭受許多戰爭罪行,估計約兩千萬蘇聯平民在戰爭期間因戰鬥波及和系統性消滅政策直接導致死亡。

蘇聯方面,紅軍自成立第一天就是意識形態灌輸和取向[13],它是蘇聯共產政權為了在血腥的俄國內戰保護新政權而設立。紅軍之父列夫·托洛茨基,利用宣傳、思想灌輸和無情恐怖來擊敗白軍[14]。因蓄意饑荒、恐怖行動、集體處死、放逐和其他報復懲罰導致的後果,使得俄國內戰中平民人口的死傷遠高於戰鬥員,一些研究顯示死於此內戰的平民人數是戰地部隊的九倍[15]。這使得紅軍自成立伊始,就是一支執行殘暴命令和方針的部隊[16][17]。更甚者,蘇聯不承認沙皇俄國同意的海牙公約對新政權有約束力,直到1955年才簽署。[18]

隨著擊退德國進攻,蘇聯部隊在1944年進入德國匈牙利,戰爭罪行、掠奪、謀殺平民和特別是強姦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數十年來,西方學者一般將在德國和匈牙利所發生的這些暴行簡單解釋為蘇聯對德國在蘇聯境內的暴行,和屠殺蘇聯戰俘的復仇(520萬戰俘中有360萬死亡)。此說法現受軍事歷史學家如安東尼·比弗的質疑,至少在關於大量強姦的部份。比弗認為紅軍士兵也強姦俄國和波蘭集中營解放的婦女,並強調這弱化了復仇解釋的可信度[19]。大量強姦也發生在紅軍佔領的波蘭城市,例如,在克拉科夫,蘇軍的到達為波蘭人帶來的是婦女和女孩被蘇聯士兵大量強姦,私人財產被殘暴劫掠。[20]

自1941年起,史達林即有意不惜代價向東線反攻,並以極端殘暴方式(包括對他自己的士兵)領導戰爭[17][21]。紅軍在二戰的死傷高過任何其他軍隊,部份是因為高人力耗損和訓練時間不足[22]。面對裝備差勁,幾乎無能抵抗機關槍坦克火砲步兵單位,蘇聯指揮官所使用的戰術常是以人海為基本,使自己的部隊遭受慘重損傷。然而用此戰術清理雷區的例子極為罕見,大多數時候使用掃雷載具或由懲戒營擔任的除雷部隊清掃雷區。[23][24][25][17]。在蘇聯最高司令部命令下,撤退的士兵或甚至躊躇不前的士兵將被後方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隊射殺,史達林在1941年8月16日第270號命令表示,若發生任何撤退或投降事件,所有參與軍官和士兵就地槍決,並可能對他們的家人進行報復懲罰。但是射殺敗退官兵的命令本身也因會嚴重打擊士氣大多不被指揮官們實行[21][26][17]。這些證據隨著冷戰後一些蘇聯檔案向外公開,被西方歷史學者發掘和公佈。

紅軍在1939至1941年間,和1944至1949年間,在佔領地(波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亞)所犯之罪行,發生後便銘記在這些國家的歷史知覺中,不過仍然,系統性、由公眾控制的研討只在蘇聯垮台後才成為可能[27]。這點對蘇聯在1945年毀棄日本的中立條約後在滿洲國千島群島的佔領地也同樣適用。[28]

平民死傷

冬季戰爭期間

 
芬蘭拉普蘭Seitajärvi被蘇聯游擊隊所殺的平民、1942年。

冬季戰爭,或稱蘇芬戰爭,隨著蘇聯在1939年11月30日進攻芬蘭展開。在2006年11月,芬蘭官方解密了蘇聯士兵和游擊隊向芬蘭平民進行跨國境突襲的照片,其中包括眾多被殺害婦女和小孩的照片以及被吃掉的士兵的人皮照,這些照片被隱匿了如此久的時間以避免擾亂與這個東方強鄰的關係。[29]

1939年-1942年

德蘇密約條款下,蘇聯在德國進攻波蘭16日後,入侵並佔領了波蘭東部,並在這之後如同與納粹政權商議的,佔領了波羅的海三小國、部份烏克蘭比薩拉比亞。蘇聯在所有新控制地區的政策是殘暴的,表現出了強烈種族清洗成份,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隊跟在紅軍之後清洗佔領地的「反蘇份子」,波蘭歷史學家托馬斯·恩伯注意到德國特別行動隊與此部隊的近似[30]。許多人試圖逃離蘇聯NKVD,那些失敗的人極可能成為紅軍囚犯,並在之後放逐至西伯利亞和/或死在「古拉格[31]。1939-1941年期間在前波蘭蘇聯控制區內,近一百五十萬名居民被放逐,其中63.1%為波蘭人和其他民族,7.4%為猶太人,這些被放逐者絕少活過戰爭。[32]

依據美國教授卡羅爾·奎格利的研究,紅軍在1939年俘虜的32萬波蘭戰俘中至少10萬人被消滅[33]

放逐、處死、酷刑、強姦以及其他各種對人民罪行(謀殺、綁架人質、燒平村落)隨著紅軍在1941年的敗退更變本加厲,許多被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的政治犯被屠殺,以避免讓他們落到德國手上。在波羅的海三小國、白俄羅斯烏克蘭比薩拉比亞,被捕的反抗份子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和紅軍附屬部隊處決,而非留在當地。蘇聯的這些行為增長了對那些曾幫助蘇聯的人,或被懷疑為蘇聯盟友的人,特別是猶太人,增長波蘭人和其他民族對蘇聯的仇恨。結果,在這些國家,特別行動隊可以依賴願意參與他們的殘暴任務的志願者和密報,特別是波羅的海三小國。[34][35]

1943年-1945年

在戰爭轉折點後,紅軍與德軍戰鬥時不再撤退,反而主要開始重奪東線失去的土地。對所有被控通敵者進行的復仇行動,導致與D-Day之後在解放法國對通敵者的審判類似的結果。 在波蘭,納粹暴行在1944年末結束,但蘇聯的壓迫仍在持續,在華沙起義期間紅軍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受爭論並被一些歷史學家質疑。一些波蘭家園軍的士兵被迫害、囚禁,並常在假審判後處死(例如維托爾德-皮爾基,奧斯威辛反抗勢力組織者)。

德國1945年

根據歷史學家諾曼·奈馬克,蘇聯軍報的宣傳和蘇聯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兩者皆對紅軍人員的暴行有責任,其文章一般文意為紅軍以復仇者的身份來到德國,並有權懲罰[36]。蘇聯作家伊爾亞·愛倫堡在1945年1月31日寫道:「德國人已在奧佩倫哥尼斯堡布雷斯勞受到懲罰,他們已受到懲罰,但仍不夠,一些已受到懲罰,但還未達全部...」[37]。此外,蘇聯將軍的呼籲也鼓動了士兵,在1945年1月12日,陸軍將領伊萬·切爾尼亞霍夫斯基向他的部隊發表以下言論:「無論對誰都不應有任何憐憫,因為我們也未得到任何憐憫...法西斯的土地必須成為沙漠...」[38]

 
難民列,東德,1945年。

在德國方面,即使紅軍已在1944年的最後一個月侵入德國領土,任何對市民的有組織撤離皆為納粹政府所禁止,以提升部隊士氣。不過,德國市民從來自東線服役的朋友和親人的消息,很清楚紅軍對平民的戰爭方式,並害怕紅軍。另外,納粹的宣傳 - 為鞏固民防以詳細畫面和陰森方式描述紅軍暴行如內默爾朵爾夫大屠殺 - 引火燒身使得民間出現恐慌。結果,在納粹官員撤離後,平民開始自動自發的向西逃竄,逃離推進中的紅軍。超過兩百萬德國東部省份(東普魯士西里西亞波美拉尼亞)的人民死於寒冷和饑餓、戰後種族清洗或因捲入戰場被殺,很大部份死亡發生在當難民列被紅軍部隊追上時,他們被坦克攆過、洗劫、槍擊、謀殺,婦人和女孩被強姦後遺棄,任其自滅[38][39][40]蘇聯空軍戰鬥轟炸機穿透前線好幾公里並向難民列攻擊。[38][39]戰後紅軍將在東線或被蘇聯俘虜的德軍、女兵市民送往西伯利亞集中營,強迫奴役和不人道虐待(毆打、處死、酷刑、強姦),因為戰後蘇聯男女人口嚴重失調,紅軍高層軍官默許紅軍在俘虜隨意虐待俘虜,這當中也包含了德國女兵被紅軍的軍士官兵輪姦,東線戰場也發生許多戰爭性犯罪,尤其是紅軍攻破柏林的時候,許多德國女人也淪為紅軍的施暴對象,二戰中,總共有600萬德國平民和士兵淪為俘虜,光是斯大林格勒一次戰役中,就有近10萬德軍被蘇聯紅軍俘獲。美國人也俘獲了大量的德國戰俘,這些德國俘虜中,被關押在美國佛羅里達和加利福尼亞戰俘營裡,算是比較走運的。而不幸被關押在蘇聯戰俘營裡的大約300萬德國戰俘,命運最為悲慘,他們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再沒有踏上故土,在當時,許多德國戰俘並不是軍人,而是來自平民。德國被蘇聯人劃區佔領後,如果一個蘇聯軍人要搭走一個國人,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許多被帶走的德國人,原以為登記一下就會回來,所以沒有任何思想和物質上的準備,但是他們錯了。以為兩個小時後就能回來的德國人不計其數,他們在戰俘營裡一呆就是幾年,甚至是一去不返,1955年,戰後西德的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為了要回關在蘇聯的最後一萬名戰俘,不惜訪問莫斯科,並低三下四地接受了許多苛刻的條件,才在數年後把這一萬名倖存者帶回了德國。這可以說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骨肉團聚活動。它意味著一萬多個家庭得以歸於完整。但是另有達100萬名的德國戰俘就此再無蹤影[來源請求]

那些走的人須承受紅軍統治的重負:謀殺、強姦、搶劫和放逐。例如,在東普魯士城市哥尼斯堡,紅軍佔領此城時大約有10萬名德國市民居住於此,當德國人終於在1948年被驅逐出哥尼斯堡時,只剩約兩萬人仍然存活[來源請求]。紅軍在德國的暴虐在佔領期間不斷持續,並導致如德明鎮之類事件發生,此小城在1945年被蘇聯部隊佔領,儘管德明和週邊在未有任何抵抗下無條件向紅軍投降,近900人在蘇聯指揮官宣佈德明開放洗劫三天後自殺。[38]

雖然並未經常有紅軍大規模屠殺平民的報導,卻有小規模處決市民的照片以及案件,例如在特羅恩布里珍有一件已知事件,至少88名男性市民在1945年5月1日在被集合後槍決,此暴行發生在蘇聯士兵的勝利慶祝之後,慶祝中眾多特羅恩布里珍女孩被強姦並且有一名紅軍中校被不知名人士槍擊。一些研究表示此事件中高達一千人被處死。[41][42]

隨着蘇軍的推進,大量德國人選擇了自殺,大規模集體自殺的地點主要集中在蘇聯占領的西里西亞、西普魯士、東勃蘭登堡和梅克倫堡地區:[43]

波蘭1944-1953年

在據有波蘭被德軍佔領的土地後,蘇聯士兵經常對波蘭人進行的劫掠、強姦和盜匪行徑,將人民對蘇聯的態度轉變成厭惡、恐懼、甚至仇恨[46][47][48][49]。紅軍部隊也參與了反波蘭行為(如追擊奧古斯圖夫政權,約600人死去)。

中國東北1945-1946年

1945年美國為了盡快結束太平洋地區對日戰爭,降低美國的損失,於是於1945年在雅爾達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史達林三國領袖達成《雅爾達協議》,要求蘇聯進軍中國東北,蘇聯於1945年8月8日日本投降前夕對日本宣戰,進軍東北,佔領城市後最早動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爾濱、長春、瀋陽等城市的要衝,興建「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來源請求]

蘇聯紅軍對戰敗的日本人進行搶掠施暴,蘇聯屠殺日本戰俘和日本僑民,許多來不及撤回日本的僑民被蘇軍屠殺。[50]典型的例子有牡丹江事件麻山事件葛根廟屠殺。此外還有來不及撤退的日本兵和日本女兵或被俘虜的日本兵和女兵,一同送往西伯利亞集中營強迫奴役或非人道虐待(毆打、強姦、處死、酷刑)據說這些日本俘虜在西伯利亞集中營裡,每年死亡人數大約5萬左右,紅軍高層軍官默許對俘虜的虐待,蘇聯因為戰後男女人口嚴重失調,蘇聯女兵和蘇聯男兵將目光注視到俘虜,進行強姦或輪姦的行為,據說蘇聯俘虜日本兵的總數是60萬,從西伯利亞送回日本的俘虜在20萬左右,外加幾船的骨灰。

同時,蘇聯亦對中國東北的平民進行騷擾。當時,蘇聯佔領軍統帥部設在了長春市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內,其首領為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而瀋陽市的防衛則由城防司令卡爾可夫少將負責。然而,蘇聯軍隊軍紀敗壞,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洗劫來往行人,在市內,一入黃昏,便人人自危。因為俄軍會隨意用卡車搬走老百姓的東西,再怎麼喊叫、呼救都沒有用,反而會被一腳踢倒在地上,撞得頭破血流。年輕的婦女們,早把頭剃得光光的,胸部也緊束起來,穿上男人裝,以求自保。蘇聯士兵甚至使用機關槍射殺,對孩童施暴。[51]龍應台對此評論道,在紀念碑落成、要求「長春各界人士」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裡頭燒殺擄掠。在大街上對婦女施行強暴,[52];連中共東北民主聯軍松江軍區司令員盧冬生也因制止蘇聯紅軍搶劫而遭槍擊致死[53][54]。而蘇聯軍隊任意進入住宅,以刀槍威嚇強奪物品與姦殺婦女[55][56]蘇聯當地進行的搶劫和強姦婦女的行為引起了當地人的恐慌,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當時東北人均抱怨:「走了個小鼻子,來了個大鼻子。」[來源請求]在此期間蘇軍的行為甚至影響了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關係[57]

強姦和綏靖

德國

根據以下資料估計,紅軍士兵在二戰強姦了超過兩百萬德國婦女,其中20萬人之後死於傷口、自殺、或是直接被謀殺[58]。對1944年至1945年間被紅軍強姦的受害人數估計如下:東部省份:1,400,000。蘇聯佔領區不包括柏林:500,000。柏林:100,000[59][60][61]。另外,許多受害者多次被強姦,一些多達60至70次。[38][62]

自1945年夏起,被捉到強姦的蘇聯士兵通常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從拘留到處死[63]。不過強姦仍然層出不窮,直到1947-48年冬,蘇聯部隊被官方限制在嚴密看管的駐地和軍營,將他們與東德居住人口完全分離才解決問題。[64]

諾曼·奈馬克在《俄國人在德國:蘇聯佔領區的歷史、1945-1949》中寫道:「不只每個受害者都被迫在她的餘生背負創傷,整個東德也遭受到巨大的集體創傷...強姦犯罪在佔領的第一天就刻在蘇聯佔領區人們的心裡,歷經1949年秋東德的成立,並在某種程度上持續到今天。」[65]

匈牙利

僅只佔領布達佩斯期間,就估計約有五萬這個城市的婦女被強姦[66][67]。匈牙利女孩大多被帶到蘇聯軍營監禁、強姦,有時也被殺害,受害者的國籍對這些士兵並沒有意義,甚至還攻擊瑞典公使館。[68]

南斯拉夫

雖然紅軍在1944年僅經過南斯拉夫東北很少部份,但它的行徑仍引起當地共產黨游擊隊的嚴重關切,憂慮他們的共產黨盟友做的強姦和掠奪會降低他們在人們中的聲望[68]。至少有121件強姦被記錄,其中111件也關係到謀殺[68],另外有1,204件暴力洗劫被記錄[68]。史達林對一位南斯拉夫游擊隊領袖向他抗議紅軍行為的回應是「難道他不能理解一位橫過數千公里血、火和死亡的士兵找個女人快樂並拿些小玩意嗎?」[68]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的共產黨領袖拉多·克萊門蒂向科涅夫元帥抗議蘇聯部隊在斯洛伐克的行為[68],得到回應是將之歸咎紅軍逃兵。[68]

保加利亞

因為托爾布欣元帥的部隊較好的紀律、相對相近的文化、近一世紀的友善關係和對蘇聯部隊的公開歡迎,強姦相對而言不存在,特別是與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被佔領狀況相比。[68]

波蘭

紅軍與內務人民委員部合作對付波蘭的游擊隊和平民。在1945追擊奧古斯圖夫政權期間,超過2000名波蘭人被俘,其中約600人死亡。

中國

蘇聯紅軍進軍東北後,當街毆打中國民眾,並眾目睽睽下追逐與強暴婦女,特別是在東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蘇軍士兵攔路搶劫行人和追逐婦女,有時還持槍闖入民宅。結果使中國女人晚間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則不敢戴手錶、穿皮大衣。許多喝得醉醺醺的蘇軍官兵又到處倒臥路旁,令人觀之側目。

對城市的破壞和掠奪

大至上,紅軍軍官在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德國境內的所有城市、村落、農莊皆公然開放掠奪和洗劫[38],雖然書面命令並不存在,不過有好幾份文件描述了紅軍的行為模式,其中一份文件是布達佩斯瑞士公使館的報告,描述1945年紅軍進入此城發生的事,內中說:「在布達佩斯包圍戰和其後的悲慘數周,俄國(蘇聯)部隊隨意洗劫城市,他們事實上進入所有屋子,無論是最窮的或最有錢的,拿走所有他們想要的東西,特別是食物、衣物和貴重品。每一棟公寓、商店、銀行,諸多此類,皆被洗劫多次,拿不走的家具和較大的藝術品之類,經常被直接破壞。在許多案例中,洗劫後還將房子付之一炬,造成龐大損失,銀行保險箱無一例外的被清空--甚至英國人和美國人的保險箱也是--無論找到的什麼全部拿走。」[69]

Walter Kilian,柏林夏洛滕堡行政區戰後由蘇聯指派的第一位市長,報告了紅軍士兵在這個地區進行的廣泛洗劫:「個人、百貨公司、商店、公寓...全部被盲目搶劫。」[70]

在蘇聯佔領區,德國統一社會黨成員向史達林報告,蘇聯士兵進行的洗劫和強姦可能會導致德國人口對蘇聯的負面反應和傷害整個東德社會主義的未來,史達林對他德國同志的憂慮的回答是:「我不會容忍任何人弄污紅軍的榮譽。」[71][72]

所有證據,例如報告、照片和其他關於紅軍洗劫、強姦、燒毀農莊和村落的文件,因而全部自所有在蘇聯德國佔領區(後成為東德)的檔案庫內抹消[71]。不過在私人記憶、日記和相片簿,1945事件的被盡力保留了下來。

許多時候蘇聯士兵將建築、村落、城市部分點火,然後射擊任何意圖熄火的人。例如在1945年5月1日,蘇聯士兵將代明市中心點火,並阻止任何人熄火,市場周圍的所有建築中,在烈焰後僅尖塔留存[38]。大多數的紅軍暴行發生在被歸類為敵對地域的地方,儘管如此,紅軍士兵和NKVD人員在1944和1945年經常在波蘭洗劫運輸火車。[31]

蘇聯軍隊佔領東北後,以『解放者的姿態』在東北建立紀念碑,並掠奪中國的工廠設施做為日本賠款,運回蘇聯,據統計其金額高達80億美元,超過德境三倍。

戰俘的處置

 
蘇聯命令、1945:「一些陸軍人員的行為導致了龐大的物質損壞,因為他們破壞東普魯士城市和鄉村裡的高價財產,燒毀現已屬於蘇聯的建築和整個村落...此外發現案例陸軍人員使用武器對付德國平民,特別是對女性和老人。發現眾多案例戰俘在不必要的情況下被惡意射殺。」此命令之後繼續說明對此類事件的處置方式。

在1955年前,蘇聯並不承認沙皇俄國加入的海牙公約對其有約束力並拒絕簽署[18]。這已導致1919-21年波蘇戰爭期間波蘭和蘇聯雙方對戰俘的野蠻對待,在1955年之前,蘇聯也拒絕簽署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相應的,蘇聯自二戰開始就以殘酷的方式對待先是波蘭、之後德國、德國盟友和日本的戰俘。

1941年期間,緊急降落的德國飛行組員經常被射殺。酷刑、致殘、謀殺和其他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自1941年6月成為家常便飯。[73][74]在1941/42年冬,紅軍每個月大約抓到10,000名德國士兵為戰俘,但死亡率高到反而使戰俘的絕對人數減少[7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對波蘭東部及周邊國家(主要是現代西白俄羅斯)和蘇聯占領區的其他地區的戰俘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處決。整體死亡人數仍然未知。[76]

特羅恩布里珍大屠殺

特羅伊恩布里岑大屠殺發生在1945年4月最後一日和5月第一日,在艱苦戰鬥攻下這個村落後,紅軍集合了約一千名平民並在附近森林將他們處死,據說這是為了一位蘇聯高階軍官死於佔領此村落的戰鬥進行的報復。[77]

冷戰

匈牙利革命(1956)

根據聯合國為匈牙利問題(1956)設立的特別委員會[78]: 蘇聯坦克向所有他們認為攻擊他們的建築進行無差別射擊。委員會收到大量的報告,蘇聯在沒有遭襲的情況以迫擊砲和火砲射擊城內有人居住的Buda區。委員會收到隨性射擊無防備路人的報告。根據許多證人,蘇聯部隊向正在商店外排隊的人們開火,據述多數受害者為婦女和小孩。亦有許多蘇軍向救護車和紅十字車輛開火的案例被報告。

參考文獻

  1. ^ 1.0 1.1 William Korey,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Soviet Anti-Semitism: An Analysis. Slavic Review, Vol. 31, No. 1 (Mar., 1972), pp. 111–135; included in: William Korey, Anti-Semitism in Russia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New York: Viking, 1973.
  2. ^ John Doyle Klier. Pogroms. Shlomo Lambroz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94. 
  3. ^ Pogroms.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useum. [2021-02-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12-09). 
  4. ^ Владимир Марковчин, Веди ж, Буденный, нас смелее...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Sovsekretno.ru.
  5. ^ МОЖНО ЛИ ВЕРИТЬ РЕЧИСТЫМ БЫЛИННИКАМ. [14 February 20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8-15). 
  6. ^ Статья "Евреи Украины в 1914–1920 гг." в Электронной еврейск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7. ^ Nora Levin 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 Paradox of Survival NYU Press, 1991, ISBN 978-0-8147-5051-3, p.43
  8. ^ Encyclopaedia Judaica, "Pogroms".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The Jewish Virtual Library. 2009; "...severe penalties were imposed not only on guilty individuals, who were executed, but also on complete army units, which were disbanded after their men had attacked Jews. Even though pogroms were still perpetrated after this, mainly by Ukrainian units of the Red Army at the time of its retreat from Poland (1920), in general, the Jews regarded the units of the Red Army as the only force which was able and willing to defend them." Retrieved December 29, 2014.
  9. ^ Midlarsky, Manus I. The Killing Trap: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5 [19 June 2017]. ISBN 978-0-521-81545-1. 
  10. ^ Andrzej Kapiszewski, Controversial Reports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Jews in Poland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Studia Judaica 7: 2004 nr 2(14) s. 257–304 (pdf)
  11. ^ Nagorski, Andrew. The Greatest Battle . Simon and Schuster. 2007-09-18: 83 [2015-02-15]. ISBN 9781416545736 –透過Internet Archive. Soviet terror Poland 1940. 
  12. ^ Applebaum, Anne (2003), Gulag: A History. Doubleday. ISBN 0-7679-0056-1, pg 583: "both archives and memoirs indicate that it was a common practice in many camps to release prisoners who were on the point of dying, thereby lowering camp death statistics."
  13. ^ The Military Writings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of Leon Trotsky Volume 1, 1918
  14. ^ Documentary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on BBC
  15. ^ List of Losses in Russian Civil War. [2008-0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2-24). 
  16. ^ See Nicolas Werth] Histoire de l'Union Soviétique de Lénine à Staline, 1995 (法文)
  17. ^ 17.0 17.1 17.2 17.3 Catherine Merridal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5, ISBN 0-571-21808-3
  18. ^ 18.0 18.1 存档副本. [2008-0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3-10).  List of the Signatory and Contracting Powers of The Hague Conventions of 1899 and 1907 and Dates on Which the Convention(s) Took Effect for Each of Them
  19. ^ Red Army troops raped even Russian women as they freed them from camps. [2021-05-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3-12). 
  20. ^ "Alma Mater 64(2004) – "OKUPOWANY KRAKÓW- z prorektorem Andrzejem Chwalbą rozmawia Rita Pagacz-Moczarska"
  21. ^ 21.0 21.1 Not-So-Friendly Fire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Queen’s University, Canada
  22. ^ CSI Report No. 11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Soviet Defensive Tactics at Kursk
  23. ^ David Glantz, Barbarossa: Hitler's Invasion of Russia 1941 (2001) ISBN 0-7524-1979-X
  24. ^ David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The Red Army on the Eve of World War (1998) ISBN 0-7006-0879-6
  25. ^ Review of "Stumbling Colossus". [2008-0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6-06-21). 
  26. ^ Order No 270 in Russian language on hrono.ru. [2008-0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9-09-03). 
  27. ^ See also The Progress Report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of Latvia's History Commission
  28. ^ see also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Mark Ealey, article on History News Network
  29. ^ [1]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2], [3]
  30. ^ Interview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with Tomasz Strzembosz Die verschwiegene Kollaboration Transodra, 23. Dezember 2001, P. 2
  31. ^ 31.0 31.1 Thomas Urban Der Verlust, P. 145, Verlag C. H. Beck 2004, ISBN 3-406-54156-9
  32. ^ Poland's Holocaust, Tadeusz Piotrowski, 1998 ISBN 0-7864-0371-3, P.14
  33. ^ Carroll Quigley, Tragedy & Hope: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ur Time, G. S. G. & Associates, Incorporated; New Ed edition, June 1975, ISBN 0-945001-10-X
  34. ^ articel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y Bogdan Musial: Ostpolen beim Einmarsch der Wehrmacht nach dem 22. Juni 1941 on website of „Historisches Centrum Hagen「
  35. ^ Bogdan Musial: Konterrevolutionäre Elemente sind zu erschießen, Propyläen 2000, ISBN 3-549-07126-4 (German)
  36. ^ Norman M. Naimark Cambridge: Belknap, 1995 ISBN 0-674-78405-7
  37. ^ original text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Day of the Account「 (Russian language)
  38. ^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Antony Beevor, Berlin: The Downfall 1945, Penguin Books, 2002, ISBN 0-670-88695-5
  39. ^ 39.0 39.1 Documentary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on German public TV (ARD) of 2005
  40. ^ Thomas Darnstädt, Klaus Wiegrefe "Vater, erschieß mich!" in Die Flucht, S. 28/29 (Herausgeber Stefan Aust und Stephan Burgdorff), dtv und SPIEGEL-Buchverlag, ISBN 3-423-34181-5
  41. ^ Regina Scheer: "Der Umgang mit den Denkmälern." Brandenburgische La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Ministerium für Wissenschaft, Forschung und Kultur des Landes Brandenburg.(Documentation of State headquarters for political education / ministry for science, research and culture of the State of Brandenburg, p. 89/90 [4]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42. ^ article in Berliner Zeitung of 1998. [2008-0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12-25). 
  43. ^ Goeschel p. 160
  44. ^ 44.00 44.01 44.02 44.03 44.04 44.05 44.06 44.07 44.08 44.09 44.10 44.11 44.12 Lakotta, Beate. Tief vergraben, nicht dran rühren. 明鏡. 2005-03-05 [2010-08-1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4-17) (德語). 
  45. ^ Talkenberger, Heike. Sieg oder Untergang [Victory or Doom]. Damals英語Damals. 2015, 47 (4) (德語).  Book review for Huber, Florian. Kind, versprich mir, dass du dich erschießt [Child, promise me to shoot yourself]. Berlin Verlag. 2015. ISBN 978-3-82701-247-0 (德語). 
  46. ^ Grzegorz Baziur –Armia Czerwona na Pomorzu Gdańskim 1945-–1947 „Biuletyn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2002, nr 7
  47. ^ Janusz Wróbel –"Wyzwoliciele czy Okupanci Żołnierze Sowieccy w Łódzkim 1945-1946"„Biuletyn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2002, nr 7
  48. ^ Łukasz Kamiński "Obdarci,głodni,żli, Sowieci w oczach Polaków 1944-1948" Biuletyn Instytutu Pamięci Narodowej」 2002, nr 7
  49. ^ Mariusz Lesław Krogulski "Okupacja w imię sojuszu" Poland 2001
  50. ^ 重整河山二十天. 看天下. [2016-07-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13). 
  51. ^ 蘇軍暴虐瀋陽紀實. [2011-02-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1-10-16). 
  52. ^ 譬如說,1945年8月,在接受日本人統治十四年以後,當蘇聯紅軍以「解放者」姿態進城,並在長春和瀋陽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戰機、坦克紀念碑時,長春和瀋陽的人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在那紀念碑上落款,說「長春各界人士」共同紀念?事實上,在紀念碑落成、「長春各界人士」在向紅軍致敬的同時,紅軍正在城裡頭燒殺擄掠。 大江大海1949,龍應台大江大海1949,龍應台 節錄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53. ^ 人民军队的坚强指挥员——卢冬生,人民网,于2011-11-13查阅. [2015-01-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16). 
  54. ^ 劉達,我在哈爾濱工作的前前後後,哈爾濱文史資料(第八輯)(紀念哈爾濱解放四十周年專輯),載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6年
  55. ^ 蘇軍暴行調查表,中華民國外交部西亞司
  56. ^ 蘇軍駐金縣狀況,傅萬傑整理。蘇聯紅軍在旅大,王珮平,孫寶運,大連市史志辦公室。p.209
  57. ^ 苏联出兵东北始末 人民出版社 汪宇燕 何明. [2016-07-2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2-06). 
  58. ^ Richard Overy, Russia's War: Blood upon the Snow (1997), ISBN 1-57500-051-2
  59. ^ Helke Sander and Barbara Johr. 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 Vegewaltigung, Kinder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5), ISBN 3-596-16305-6
  60. ^ Franz W. Seidler and Alfred M. de Zayas. Kriegsverbrechen in Europa und im Nahen Osten im 20. Jahrhundert Hamburg-Berlin-Bonn (2002), ISBN 3-8132-0702-1 (German)
  61. ^ Dokumentation der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Ostmitteleuropa, 5 Bde, 3 Beihefte, Bonn 1953-1961
  62. ^ William I. Hitchcock The Struggle for Europe The Turbulent History of a Divided Continent 1945 to the Present ISBN 978-0-385-49799-2 (0-385-49799-7), see also from chapter one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63. ^ Norman M. Naimark.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Cambridge: Belknap, 1995 p. 92 ISBN 0-674-78405-7
  64. ^ Naimark.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p. 79
  65. ^ Norman M. Naimark.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674-78405-7 pp. 132, 133.
  66. ^ Mark, James "Remembering Rape: Divided Social Memory and the Red Army in Hungary 1944-1945" Past & Present - Number 188, August 2005, pp. 133
  67. ^ 「匈牙利人口受到的最大傷害是對女性的強姦,引響從10的70歲所有年齡層,極有少女性倖免。」 Ungváry 2005, p.350所引用的瑞士大使館報告 (Krisztian Ungvary The Siege of Budapest 2005)
  68. ^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Norman M. Naimark.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Cambridge: Belknap, 1995, ISBN 0-674-78405-7, pp. 70-71
  69. ^ Report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of the Swiss legation in Budapest of 1945
  70. ^ Hubertus Knabe: Tag der Befreiung? Das Kriegsende in Ostdeutschland (A day of liberation? The end of war in Eastern Germany), Propyläen 2005, ISBN 3-549-07245-7 German).
  71. ^ 71.0 71.1 Wolfgang 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 ,Pathfinder Press, 1979, ISBN 0-906133-26-2
  72. ^ Norman M. Naimark.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674-78405-7
  73. ^ Bergström 2007, p. 18.
  74. ^ Hall and Quinlan 2000, p. 53.
  75. ^ Hubertus Knabe Tag der Befreiung? Das Kriegsende in Ostdeutschland, Propyläen 2005, ISBN 3-549-07245-7
  76. ^ 存档副本. [2021-02-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15). 
  77. ^ Claus-Dieter Steyer, "Stadt ohne Männer" (City without men) , Der Tagesspiegel at 存档副本. [2012-05-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5-27). 
  78. ^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problem of Hungary (PDF). 1957 [2008-01-30].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7-05-25). 

外部連結

深入閱讀

  • Elizabeth B. Walter, Barefoot in the Rubble 1997, ISBN 0-9657793-0-0
  • Fisch, Bernhard, Nemmersdorf, Oktober 1944. Was in Ostpreußen tatsächlich geschah. Berlin: 1997. ISBN 3-932180-26-7. (about most of the Mayakovskoye|Nemmersdorf atrocity having been set up by Goebbels)
  • Marta Hillers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A Woman in Berlin: Six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Translated by Anthes Bell, ISBN 0-8050-7540-2
  • Antony Beevor, Berlin: The Downfall 1945, Penguin Books, 2002, ISBN 0-670-88695-5
  • Max Hastings, Armageddon: The Battle for Germany, 1944-1945, Chapter 10: Blood and Ice: East Prussia ISBN 0-375-41433-9
  • John Toland, The Last 100 Days, Chapter Two: Five Minutes before Midnight ISBN 0-8129-6859-X
  • Norman Naimark|Norman M. Naimark,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674-78405-7
  • List of non-fiction writers|Catherine Merridale, Ivan's War, the Red Army 1939-1945,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05, ISBN 0-571-21808-3
  • Alfred-Maurice de Zayas, The Wehrmacht War Crimes Bureau|The Wehrmacht War Crimes Bureau, 1939-1945. Preface by Professor Howard Levi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ISBN 0-8032-9908-7. New revised edition with Picton Press, Rockland, Maine, ISBN 0-89725-421-X
  • Alfred-Maurice de Zayas, A Terrible Reveng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 1944-1950 ,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4, ISBN 0-312-12159-8

參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