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繫年

《先秦諸子繫年》中國歷史學家錢穆的重要作品之一,主要考證先秦時期諸子的生卒年份及相關重要史事的發生時間。該書考證細密,在史學方法上繼承了清朝諸儒的攷辯方法,又不拘於前人舊說習見及瑣屑而無關宏旨之論,從整個學術發展史着眼,從小處入手,乃得先秦學術脈絡之真諦。

內容

在《先秦諸子繫年·自序》中,錢穆稱:[1]

吾嘗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潛精於諸子之故籍,神遊於百家之散記,而深疑夫舊說之有誤,而習見之不可以為定也。積疑有年,一朝開豁,而後知先秦學術,惟兩派。墨啟於儒,儒原於故史。其他諸家,皆從儒墨生。要而言之,原於儒,而啟於墨。農家為墨道作介,陰陽於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說又名之別派。而諸家之學,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達。分家而尋,不如別世而觀。尋宗為說,不如分區為論。反覆顛倒,縱橫雜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萬變紛紜而不失其宗。然後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實,並世學者師友交遊之淵源,與夫帝王賢豪號召羅致之盛衰興替,而風會之變,潮流之趨,如合符節,如對契印。證之實者有以融之虛,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後自信吾說而確乎其不自惑也。

「先秦學術,惟儒墨兩派」乃該書對先秦學術史之梗概。「分家而尋,不如別世而觀。尋宗為說,不如分區為論。」此乃該書所用歷史方法之要旨。

此種別世分區的方法,在《先秦諸子繫年·自序》中,錢穆亦有詳述。要之:[2]

嘗試論之,晚周先秦之際,三家分晉田氏篡齊,為一變。徐州相王五國繼之,為再變。齊秦分帝,逮乎一統,為三變。此言夫其世局也。學術之盛衰,不能不歸於時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為一起,轉而之於齊威稷下為再起,散而之於秦趙,平原養賢,不韋招客為三起。此言夫其學風也。

本此,該書《先秦諸子繫年攷辨》部分分爲四卷,分別對應先秦學術發展的四個時期,其內容如下:[2]

首卷盡於孔門,相宰之祿,懸為士志,故史之記,流為儒業,則先秦學術之萌茁期也。次卷當三家分晉田氏篡齊,起墨子、終吳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養士之風初開,游談之習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樞紐,此先秦學術之醞釀期也。三捲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燄方熄,海濱之文運踵起。學者盛於齊魏,祿勢握於游仕。於是有白圭惠施之相業,有淳于田駢之優遊,有孟軻宋鈃之歷駕,有張儀犀首之縱橫,有之抗節,有莊周之高隱,風發雲湧,得時而駕,乃先秦學術之磅礴期也。四卷始春申平原,迄不韋稷下既散,公子養客,時君之祿,入於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於遠裔之邦。趙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爛漫之餘,漸歸老謝,紛披已甚,主於斬伐。荀卿為之倡,韓非為之應。在野有老聃之書,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鄒衍之頡頑,呂韋之收攬,皆有汗漫兼容之勢,森羅並蓄之象,然猶不敵夫老荀非斯之嚴毅而肅殺。此亦時運為之,則先秦學術之歸宿期也。

錢穆在該書中認為《孫子兵法》即當時已失傳的《孫臏兵法》,《孫子兵法》的作者是孫臏。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孫臏兵法》,與《孫子兵法》不同,證明了《孫子兵法》的作者並非孫臏。

目錄

先秦諸子繫年攷辨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先秦諸子繫年通表

版本

初版

增訂版

評價

  • 蒙文通批閱《先秦諸子系年》稿,稱「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輩中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3]
  • 陳寅恪曾言《先秦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4]
  • 顧頡剛在日記中稱錢著「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5]
  • 錢穆於本書大量引用雷學淇《竹書紀年》、林春溥《戰國紀年》、黃式三《周季編略》等人的研究成果,卻無引文出處。以至於白壽彝在1961年撰文指責錢穆《先秦諸子系年》抄襲《竹書紀年義證》。[6]
  • 余英時又認為郭沫若所著《十批判書》抄襲《先秦諸子系年》。[7]

註釋

  1. ^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自序頁23
  2. ^ 2.0 2.1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自序頁24
  3. ^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51)》,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頁一四七
  4. ^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八二
  5. ^ 余英時《顧頡剛與胡適》引,《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台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頁34
  6. ^ 《錢穆和考據學》:「錢穆只有在很個別不同意《義證》的細節上提出了《義證》的書名,但對於這五個牽涉很大的問題就絕口不說到《義證》了。他在《義證》以外,還剽竊別的書。友人中曾有以林春溥《戰國紀年》和黃式三《周季編略》跟他的書對勘的,也發現了相當多的剽竊的東西。」(《學步集》,三聯書店1978年5月版第291頁)
  7. ^ 《〈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