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姆·菲利普斯

英国皇家海军军官(1888—1941)

海軍上將湯姆·斯賓塞·沃恩·菲利普斯爵士KCB(英語:Sir Tom Spencer Vaughan Phillips,1888年2月19日—1941年12月10日)是一位參與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皇家海軍軍官。菲利普斯在日本入侵馬來亞期間指揮英國海軍Z艦隊英語Force Z,最終在馬來亞海戰中和他的旗艦威爾斯親王號戰列艦一起沉入海底。菲利普斯是二戰期間陣亡的最高級別盟軍軍官之一。[A]

湯姆·菲利普斯爵士
1940年3月,時任海軍中將的湯姆·菲利普斯
暱稱大姆指湯姆英語Tom Thumb
出生(1888-02-19)1888年2月19日
 英國康沃爾郡法爾茅斯潘丹尼斯城堡
逝世1941年12月10日(1941歲—12—10)(53歲)
 馬來聯邦關丹附近的南中國海
效命 英國
軍種英國皇家海軍
服役年份1903–1941
軍銜海軍上將
統率Z艦隊英語Force Z(1941)
遠東艦隊(1941)
中國艦隊(1941)
參與戰爭
獲得勳章巴斯勳章

早年和個人生活

菲利普斯是皇家炮兵的軍官托馬斯·沃恩·永利·菲利普斯上校和阿爾傑農·德·霍西海軍上將的女兒路易莎·瑪麗·阿德琳·德·霍西·菲利普斯的兒子。菲利普斯的妻子是來自康沃爾郡布德的菲利普斯女爵。[1]

菲利普斯身高只有5呎4吋(162厘米)。在他53歲去世時,他是皇家海軍最年輕的海軍上將之一,也是最年輕的艦隊司令之一。[2]

海軍生涯

菲利普斯於1903年在斯塔賓頓預備學校接受教育後作為一名海軍學員加入了皇家海軍。他於1904年成為一名見習士官,並在布列塔尼亞號上受訓。他於1908年4月9日晉升為少尉,1909年7月20日晉升為中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菲利普斯在地中海和遠東的驅逐艦上服役。1916年7月15日,他被提升為中校。菲利普斯於1919年6月至1920年5月進入皇家海軍參謀學院就讀。他在1920年到1922年之間擔任了國際聯盟常設諮詢委員會的海軍,陸軍和空軍的問題委員會的軍事顧問。

菲利普斯於1921年6月晉升為海軍中校,並於1927年6月晉升為上校。1928年9月4日,他擔任驅逐艦坎布爾號的艦長直到1929年8月。1930年4月24日至1932年9月,菲利普斯擔任英國海軍部計劃處助理主任。隨後他在遠東擔任了三年巡洋艦的船旗長。1935年,他返回海軍部領導計劃部。1938年,菲利普斯晉升為準將,指揮本土艦隊中的驅逐艦艦隊。1939年1月10日,菲利普斯晉升少將,同時也成為國王喬治六世的海軍顧問之一。從1939年6月1日到1941年10月21日,菲利普斯先後擔任海軍代理參謀長和海軍副參謀長。菲利普斯深得溫斯頓·丘吉爾的信任,後者於1940年2月任命他為代理海軍中將[3]

Z艦隊

 
1941年12月2日,Z艦隊指揮官湯姆·菲利普斯爵士(右)和他的副手亞瑟·帕利澤[4]新加坡海軍基地的碼頭邊
 
1941年12月10日,威爾斯親王號(左,前)和反擊號(左,後)被日軍飛機空襲
 
被分配到Z艦隊的澳大利亞皇家空軍第453中隊直到日本空襲開始後都沒有出現

菲利普斯於1941年底被任命為中國艦隊總司令,這一舉動在皇家海軍的高層引起了一些爭議,因為在眾人眼中他被認為是一位「案頭將軍」。他最終還是被任命為代理海軍上將,並於1941年10月25日出海前往他在新加坡的總部。他與一個當時被指定為G艦隊的海軍分遣隊一起出航,該分隊由他的旗艦新型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一艘一戰時期戰列巡洋艦反擊號以及四艘驅逐艦組成。這一批艦船的部署是由溫斯頓·丘吉爾親自做出的決定。第一海務大臣海軍元帥達德利·龐德爵士[5]以及南非首相陸軍元帥揚·史末資都對丘吉爾提出了堅決的警告,史末資在反擊號離開德班前往新加坡前的船員講話上就已經預言了該艦的命運。

新型航母不屈號(HMS Indormitable)原本打算前往新加坡,但她在西印度群島的處女航中擱淺,所以並沒有與其他船隻一起從英國啟航。菲利普斯和他的艦隊於1941年12月2日抵達新加坡,在那裏它們被重新指定為Z艦隊。尚未正式宣戰日本就於1941年12月8日空襲珍珠港,並於同一天登陸馬來亞。日本人同時在三個地點發動攻擊,希望吸引皇家空軍所有可用的陸基戰鬥機,使得菲利普斯的艦隊沒有戰機掩護。不屈號的延期抵達使得菲利普斯的艦隊失去了海軍戰機的空中掩護。但由於菲利普斯長期以來一直認為飛機對水面艦艇沒有威脅,因此他派出由威爾斯親王號反擊號和四艘驅逐艦組成的Z艦隊在沒有任何空中掩護的情況下出海攔截登陸的日本部隊。圍繞這個決定的爭論至今仍在繼續。Z艦隊於12月8日17:35從新加坡啟航。菲利普斯海軍上將讓他的參謀長亞瑟·帕利澤少將留在岸上的指揮所內。此次行動菲利普斯使用威爾斯親王號作為他的旗艦。菲利普斯希望能夠攔截任何準備登陸的日軍船隊,以防止更多軍隊登陸馬來亞半島。他在出發時向他的艦隊示意:「我們正在外面尋找日本人,毫無疑問我們會找到它。我們希望明天給敵人的運輸船帶來驚喜,我們期待與日本戰列艦金剛號相會。」

午夜過後不久,菲利普斯的幕僚長通過無線電廣播說,皇家空軍在為陸軍提供支持的時候受到極大的阻力,菲利普斯的艦隊在宋卡附近將沒有空中掩護。同時,日本重型轟炸機已經被部署在印度支那南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也被要求派遣劉易斯·H.布里爾頓將軍的B-17攻擊日軍的空軍基地。此時日軍已經在泰國半島建立了穩固的陣地。但是當英國軍艦抵達哥打巴魯時,他們最好的機會已經過去。日軍的運輸船隊已經返回基地,但菲利普斯上將沒有意識到這一點。Z艦隊繼續向北航行,離開阿南巴斯群島前往港口。12月9日6點29分,菲利普斯收到消息,Z艦隊中的一艘驅逐艦發現了一架敵機。菲利普斯隨後在沒有空中掩護的情況下進入了日軍戰機的飛行半徑。此時的菲利普斯仍然希望在宋卡給日軍運輸船隊一個驚喜。Z艦隊隨後航行到印度支那以南150哩和馬來半島以東250哩的位置。

14時15分,原田白江中佐指揮日軍潛艇伊第百六十五號報告稱其看到「兩艘戰列艦,航向240,航速14節」。I-65隨後浮出水面並開始尾隨英軍戰艦,但突然的狂風掩蓋了英國船隻的行跡。在原田跟隨的同時,鬼怒號的一架九四式水上偵察機將原田的潛艇誤認為是英軍潛艇並發起攻擊,原田隨即下令進行緊急下潛。在30分鐘後浮出水面時,菲利普斯的艦隊早已失去了蹤跡。[6]18點30分,當天氣轉晴,菲利普斯從旗艦上看到三架日本海軍偵察機時,意識到艦隊處於非常危險的位置。無奈之下,他下令掉頭高速返回新加坡。當菲利普斯向南航行時,來自新加坡的電報描繪了馬來亞海岸即將到來的厄運。英國軍隊正在迅速敗退。12月9日午夜前不久,傳來敵人登陸關丹的消息,關丹位於哥打巴魯新加坡之間。由於日軍佔領關丹後,新加坡將會面臨迫在眉睫的危險,菲利普斯決定襲擊關丹。

12月10日黎明時分,一架身份不明的飛機在離關丹約60哩的地方被發現。菲利普斯選擇繼續沿預定航線航行,同時從威爾斯親王號上派出一架偵察機,但是該偵察機沒有發現敵人的蹤跡。艦隊中的一艘驅逐艦前去偵察關丹港,發現它空無一人,並於08:35再次與艦隊匯合。菲利普斯此時還沒有意識到來自新加坡的情報有問題,他選擇繼續尋找一個不存在的敵人。三巴旺基地皇家澳大利亞空軍第453中隊的10架布魯斯特布法羅F2A戰鬥機被分配給Z艦隊。[7]他們被指定為艦隊防禦中隊,空軍中尉蒂姆·維戈爾斯獲得了Z部隊使用的無線電程序。[8]戰後,維戈爾斯一直對菲利普斯上將未能呼叫空中支援感到不滿。[8]菲利普斯決定不要求澳大利亞皇家空軍提供防空屏障,因為他認為保持無線電靜默更為重要。12月10日大約上午10時,有人看到一架日本飛機,艦上人員立即進入戰鬥狀態。

11點10分,此時海面已是陽光燦爛,9架日本飛機在10,000呎的高空被發現。這些飛機們朝着32,000噸級的戰列巡洋艦反擊號單列飛行。一枚炸彈隨後擊中了反擊號的彈射器甲板並在機庫中爆炸,在甲板下方引起了火災。11點15分,反擊號的威廉·坦南特上尉通過無線電向澳大利亞皇家空軍尋求幫助。11時40分,威爾斯親王號遭到魚雷轟炸機的襲擊,她的船尾被擊中,螺旋槳和方向舵損壞。幾波魚雷轟炸機隨後對反擊號展開猛烈襲擊。澳大利亞空軍的戰機在這時還沒有到場。[9]威爾斯親王號反擊號在1941年12月10日被來自西貢的第22航空艦隊的86架日本轟炸機和魚雷轟炸機擊沉。隨行的驅逐艦救了兩艘艦上2,921名船員中的2,081人,有840名水手喪生。威爾斯親王號的艦長約翰·里奇和菲利普斯與戰艦一起沉沒。兩艘英國軍艦沉沒後,英方空軍的飛機才抵達戰場。

在英國艦隊被摧毀後,日軍繼續在馬來亞推進。1942年1月27日,英軍中將亞瑟·珀西瓦爾下令全軍撤往新加坡。[10]2月15日,珀西瓦爾帶着他剩餘的85,000名英國、印度和澳大利亞軍隊向日本投降,這是英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投降。[11]

關於菲利普斯決定在沒有空中掩護的情況下繼續前進,海軍歷史學家塞繆爾·艾略特·莫里森寫道:

那些在戰爭中做出決定的人不斷地權衡某些風險和可能的收益。在敵對行動開始時,(美國的)哈特海軍上將考慮派遣他的小型打擊部隊到呂宋島以北破壞日本的通訊,但他認為他的船隻所面臨的風險超過可能的收益,因為敵人已經獲得了制空權。菲利普斯上將在馬來亞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菲利普斯是否應該駛入暹羅灣並讓他的船隻受到可能來自印度支那的空襲,以期打破敵人與登陸部隊的聯繫?菲利普斯最終決定抓住機會,在皇家空軍和英國陸軍與日軍血戰的情況下,皇家海軍無法袖手旁觀。[12]

菲利普斯的名字被刻在普利茅斯的普利茅斯海軍紀念碑上。

註釋

引文

  1. ^ Admiral Sir TOM SPENCER VAUGHAN PHILLIPS, KCB. 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 [2010-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6-03). 
  2. ^ World Battlefronts: Wales, Repulse: A Lesson. 時代雜誌. 1941-12-22 [2010-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1-05). 
  3. ^ C. Peter Chen. Thomas Phillips. World War II Database. [2010-05-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23). 
  4. ^ L, Klemen. Rear-Admiral Sir Arthur Francis Eric Palliser. Forgotten Campaign: The Dutch East Indies Campaign 1941–1942. 1999–2000 [2021-12-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16). 
  5. ^ Captain Stephen Roskill: The war at sea, 1939–1945 Three volumes (1954–61; 1994)
  6. ^ Bob Hackett & Sander Kingsepp. HIJMS Submarine I-165: Tabular Record of Movement. Stories and Battle Histories of the IJN's Submarines. 1941-12-22 [2010-05-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6-09). 
  7. ^ Stephen, p. 108.
  8. ^ 8.0 8.1 Tim Vigors – Telegraph. The Telegraph. 2003-11-09 [2011-06-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23). 
  9. ^ World Battlefronts: Wales, Repulse: A Lesson. 時代雜誌. 1941-12-22 [2010-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6-09). 
  10. ^ Colin Smith. Singapore Burning: Heroism and Surrender in World War II. Penguin Books Limited. 2006 [2021-12-23]. ISBN 978-0-14-19066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23). 
  11. ^ Down but Not Out. 時代雜誌. 1991-12-02 [2010-05-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09-02). 
  12. ^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Rising Sun in the Pacific" pages 188–90.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ume III.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48-09 [2010-05-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12-23). 

參考資料

  • Mark M. Boatner: Th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World War II. – Presidio Press, Novato CA, 1996. – ISBN 0-89141-548-3
  • H. G. Thursfield: Phillips, Sir Tom Spencer Vaughan (1888–1941).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 Oxford and New York, 1959
  • Stephen, Martin. Sea Battles in Close-up, p.99–114. Shepperton, Surrey: Ian Allan,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