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英国关系史
台湾与英国关系史(台英关系史)是指台湾有信史以来,与英国双方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的关系,以及当前台湾与英国的各项交流。英国是史上最早在台设立领事馆的国家[1]:62。随着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实际上已并入到中华民国与英国关系中。
荷治时期至明郑时期
1600年,英国为拓展远东地区的贸易市场而成立东印度公司。1632年,曾任职该公司的William Cambell即向公司建议,对明贸易的前提莫过于夺下荷兰所据的福尔摩沙岛。然而,碍于当时英国的实力无法与荷兰匹敌,仅能以拖待变。[2]:18
郑氏集团入主台湾后,1670年(明永历二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航抵台湾,与延平王郑成功世子郑经协议通商。1672年10月,双方缔结通商条约。[2]:18随后英国在安平、厦门先后成立商馆。随着英荷纷争渐缓,1675年7月9日,英籍船只飞鹰号(The Flying Eagle)航抵台湾,运抵大批枪炮火药以及进献王亲贵族之礼品。此时,郑经恰因西征参与三藩之役急需武器。双方于同年补订协约共10条。双方贸易关系持续至明郑灭亡为止。[3]
清治时期
1841年(清道光二十二年)9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曾有英国军舰呐尔不哒号(Nerbudda)停泊鸡笼港(今基隆港),引起台湾的清国守兵还击。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亦有英船“阿呐”于台湾中部大安溪的大安港上岸,为清军所俘。之后呐尔不哒号及阿呐号共197名人员于台南遭处决,为“呐尔不哒”号事件。引发英国全权大使朴鼎查就杀俘事件提出抗议。闽浙总督怡良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前往台湾。据怡良经调查后所述,达洪阿及姚莹承认虚报。 1843年4月,他们被召回京及经审讯后投狱。
1858年(清咸丰八年),清政府在第一次英法联军战败后与英国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对英国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今台南安平旧港)、淡水、打狗(今高雄港)、鸡笼(今基隆港)、潮州(后改汕头)、琼州、南京及镇江、汉口、九江为通商口岸。
1861年,英国于淡水设立领事馆,并于1867年与清廷订定《红毛城永久租约》,自隔年开始以每年十两纹银的租金永久租用淡水红毛城,同时迁馆于该处并大幅修葺之,称其为“旧荷兰城堡”。首任代理领事威廉·古格里(William Gregory)与数名海关助理在红毛城办公。
1861年7月,英国驻台领事郇和(Robert Swinhoe)四度访台后开埠,1862年7月18日在沪尾设洋关开市。开港后,英国、荷兰、法国、普鲁士、比利时、意大利、奥大利、丹麦、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日本、秘鲁、巴西等国商船纷纷前来贸易。台湾清治时期除德意志帝国于1886年设馆外,英国驻台领事亦兼摄他国领事事务。[4][5]
台湾开港后,亦有英国商业公司来台经营。1867年(同治六年)5月,原在中国厦门的德记洋行(Tait)派代表马逊(J.C. Masson)与布尔士(R.H. Bruce)来台发展,并向台湾道租借英国驻安平领事馆(今台南市安平区西门国民小学)北侧海滩地兴建洋房仓库,同时在台北也设有据点;其主要业务是出口茶叶[6],亦有经营糖及樟脑等事业。除德记洋行外,亦有英商和记洋行(Boyd & Co.)、英商怡记洋行(Elles & Co.)来台设馆经营。
此时期来台的英商以苏格兰茶商约翰·陶德(John Dodd)最为知名,陶德于1860年首次抵台。引进厦门与福州技工精制乌龙茶,并外销到美国广受好评,带起台湾茶业的风潮,他也因此被誉为“台湾乌龙茶之父”。陶德与克劳福德·柯尔(Crawford Kerr)合伙设立了宝顺洋行,1867年5月2日成为怡和洋行的代理商,由李春生担任买办。
1866年(清同治五年),英国军舰托武号(Doob)来台测量台湾沿海,其小船在鹅銮鼻受到原住民攻击。[7]:108
1867年(清同治六年),英国军舰细鲁比亚号(Sylvia)来台测量,其测量队亦在鹅銮鼻受到原住民攻击。[7]:108细鲁比亚号在航经台湾东部时,发现雪山,遂以Mt.Sylvia为雪山命名。[8]
1868年(清同治七年)4月,发生英国人荷恩(James Horn)承领自称淡水德国领事的商人詹姆斯·美利士(James Milisch)所给执照,前往噶玛兰厅(今宜兰)南澳建立殖民地的大南澳事件,引起清国官方向英国政府抗议。最后荷恩于隔年(1869年)乘船遇风溺毙,事件才告一段落。
1868年(清同治七年)底,爆发清国和英国之间因为樟脑问题而引发的纠纷,双方谈判破裂导致英国于11月25日派英舰Algrine号及Bustard号进入打狗港,转向安平英军进攻安平水师镇,一度攻陷占领安平全市街,英舰开炮,船炮命中安平古堡城内军火库引发爆炸,是为樟脑战争。战后双方于11月29日签订《樟脑条约》,清方除了必须赔偿费用外,并必须放弃樟脑专卖。
此时期亦出现英国探险家及传教士来台探险与传教,留下许多报告。如曾任打狗领事的郇和,留下许多鸟类和哺乳动物记录,先后发现了包括蓝鹇、朱鹂在内的十数种台湾特有鸟种和亚种。1863年来台的英商必麒麟(William Pickering)等人,1866年5月有英国生物学家柯灵乌(Cuthbert Collingwood)来台,从淡水到基隆。[10]:16-32
约翰·汤姆生于1871年4月来台,与马雅各同行从台南到高雄六龟,拍下了许多原住民平埔族照片,以及到台南时所拍的热兰遮城遗迹。汤姆生于1877年在《皇家地理学会会刊》(P.R.G.S)发表台湾之行的感触,赞扬六龟里溪的生态,表示当他看到内门的石灰石险坡与山林时,终于明白为何葡萄牙人叫此“美丽之岛”。[10]:152-174
1881年4月至1882年4月,英国淡水海关税务司韩威礼(William Hancock)来台,采集蕨类,韩氏沙椤、韩氏耳蕨、韩氏乌毛蕨以纪念他命名。[10]:54-77
传教士则有1865年长老教会的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牧师来台传教,马雅各为英国长老教会第一位驻台湾宣教师。马雅各在1865年登陆打狗,创设了台湾首座西式医院,新楼医院。此时亦有李庥(Hugh Ritchie,1840-1879)、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巴克礼(Thomas Barclay,1849-1935)英籍牧师来台传教。李庥牧师于1867年12月登陆打狗,前往协助马雅各。李庥在打狗传教,更曾前往山区及东台湾传教,1879年因疟疾病逝于台湾。[11]甘为霖牧师于1871年来台传教,在台南开设盲人学校,为台湾第一间盲人学校。并编著《荷兰统治下的福尔摩沙》、《厦门音新字典》等书;巴克礼牧师于1875年来台,1876年在台湾创办台南神学院,以及推动白话字运动(亦即台语罗马字拼音),创办《台湾教会公报》。1889年,苏格兰人宋忠坚牧师(Duncan Ferguson, 1860 - 1923)来台,从事传教,经营教会公报社。[12]
1885年,英国长老教会在台南创办长荣中学,由英籍传教师及教育家余饶理(George Ede,1854-1904,1883年首度来台)出任首任校长。余饶理之后,宋忠坚及巴克礼接曾代理校长。
日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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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乃木希典与台南市民代表,出自《台湾历史画帖》 |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明治二十八年),清政府因日清战争战败,与日本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与澎湖割让给日本。台湾当地出现台湾民主国对抗日军,10月19日台湾民主国将领刘永福逃回中国、台南陷入一片混乱,日军当时兵临城下准备展开总攻击。受到台南城内混乱影响的本地仕绅拜托英国籍的巴克礼牧师与同为英籍的宋忠坚牧师前往会面日军。两位牧师于10月20日在19名护卫的陪同下,携带上百位仕绅具名签署的委托书前往交涉。巴克礼一行人没有轿夫敢前往日军军营的状况下,只能带着请愿书,徒步出发。为了避免遭误击,他与同行者在黑暗中手提灯笼、唱着诗歌,持续走了几英里,直到举枪的日军喝令他们停止、带回盘查。10月21日清晨,巴克礼一行人抵达日军驻扎的二层行溪畔(今嘉南药理大学对面二行社区一带),会见领军的日本将领乃木希典。乃木得知众人来意后,承诺日军将不流血和平进城。于是巴克礼与随行的台湾人做为前导,带领1000名骑兵和步兵排列成纵队自小南门入城,台南市民无一人受害。1897年,日本明治天皇特地授与巴克礼及宋忠坚五等旭日勋章,台南市民亦颁赠卷轴来表彰他们的贡献。[13][14][15]
日治时期,淡水红毛城仍作为英国领事馆。
此时期来台的英国人有出生于苏格兰的兰大卫医师( Dawei Lan , David Landsborough ),兰大卫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割台那年6月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旋即受英国海外传教会派遣来台从事医疗与传教。10月,兰大卫与梅监雾牧师 (Rev.Campbell N.Moody)、廉德烈牧师 (Rev.A.B. Nielson,1863-1937)[16]离开家乡,从英国乘船经香港、汕头、厦门到台湾。当时在台南已有许多英国传教士遭日军软禁,兰大卫等人于12月18日抵台南安平。1896年兰大卫离开台南,前往彰化行医。[17]1912年(大正元年)与来台从事教育工作的女宣教士连玛玉姑娘(Miss Marjorie Learner)结婚。1914年(大正三年)其子兰大弼在台湾出生。
1912年(大正元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籍牧师万荣华(Rev. Edward Band,1886-1971,出生于伯肯黑德)受英国长老教会之派来台,万荣华先到日本学习日语,1914年从日本回台,任台南的长老教中学(即长荣中学)校长。万荣华在校长任内大力推广足球运动,培养出强大的足球校队。于1940年11月23日离台。万荣华编撰有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英国长老教会海外传教百年史)及 《Barclay of Formosa》 (台湾的巴克礼)。[18]
此时期台湾人赴英留学者有板桥林家的林柏寿(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及林克恭(剑桥大学,后专攻美术)[19]、林鼎礼(林尔嘉三子,剑桥大学经济科);雾峰林家的林攀龙(林献堂长子,牛津大学哲学)、蔡爱礼(蔡爱智三哥,医学)、刘子安、吴开礼(航海)等人。在神学亦有在剑桥大学西敏斯特学院黄彰辉,获宣教会补助赴英留学。据1941年调查的《台湾欧美同学会名簿》及有关资料统计,赴英国留学者有19人(含香港7人),在留学欧美者中仅次于美国31人。[20]
进入昭和时代以后,随着日本军阀气焰高涨,日本政府也出现强占台湾教会学校的迹象。当时英籍的万荣华主动聘请日人出任校长。唯随着日本反英美态度越来越强烈,在台的西方传教士也越行困窘,纷纷被迫离开台湾。1940年(昭和十五年)11月22日,万荣华离开台湾,也是最后一位离开台南的宣教士。[18]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国宣战后,在英国的台湾人陷入窘境。如黄彰辉因此陷入失去行动自由,1941年12月10日,黄彰辉获信函告知他成为“敌国的外国人” ,最后在英格兰长老教会协助之下,才于1942年2月获得通行许可证,解除其敌国人民行动限制。[21]:221
中华民国时期(1945年迄今)
中华民国与英国的外交关系可分为两个时期,代表中国的外交关系及迁台后的外交关系。
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英断绝邦交,撤回驻英大使[22]:528。14日,外交部宣布关闭驻英国大使馆。但英国于台北淡水设置的领事馆(红毛城)仍然维持其领务及商务功能,并实际上仍具有领事馆的功能。[23][24][25]同年7月26日,英国外交部官员肯尼斯·杨格发表书面声明称:“英国政府在法律上承认中共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台湾在法律上迄为日本领土,故无所谓台湾政府。日本投降后当时之中国政府,经其余盟国之同意,取得台湾之临时治理权,但仍须俟和约对其地位作最后之决定。”[26]11月30日,英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否决中共代表伍修权等提出之“美国侵略台湾案”[27]。
1958年9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表示,美国协防外岛乃至使用战术性核武显然会有连锁反应的危险,而中华民国自外岛撤军则可加强其国际地位。[28]:227-236,266
1970年5月8日,新任英国驻淡水领事戴斐(Thomas Duffy)抵达台湾履任[22]:787。为领事馆撤馆前最后一位正式派驻台湾的英国籍领事馆馆长。1972年3月13日,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撤离驻淡水领事馆,[23]并将其交由澳洲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代理。[23]1976年,英国成立“英国贸易促进会”(Anglo-Taiwan Trade Committee)伦敦会本部及台北办事处,以后者代替1972年撤离的英国驻淡水领事馆,其馆舍红毛城于1980年6月30日由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收回。:291[29]
1987年,英国贸易促进会驻台主任由曾经参与十大建设铁路电气化北回线路段工程的工程师卜英腾(David Pointon)出任,其任内完成了英国驻台机构签证机能的扩增及英国教育中心的创立[30]。1993年,英国贸易促进会台北办事处与英国教育中心合并为“英国贸易文化办事处”(British Trade and Cultural Office, BTCO)。2015年5月26日起则为了反映该处实质业务内容及其作为英国政府驻外机构的本质,更名为“英国在台办事处”[31]。
2009年,英国在驻台处长麦瑞礼等方对台英关系的促进下,使该国首开先例,成为首个对台免除短期观光签证的西方国家,并致使欧盟诸国、加拿大及美国跟进[32]:XI-XII, 265。
2018年7月,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苏嘉全率团访问英国国会,并会见上议院议长佛勒男爵、上议院副议长暨首相对台贸易特使福克纳勋爵、下议院第一副议长霍伊尔爵士、台英国会小组主席伊凡斯、台英国会小组荣誉会长史迪尔勋爵。[33]
2019年4月,英国卫生暨社会照护部副部长杜尔尼-普莱斯及外交部副部长菲尔德表示,英国将持续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不以国家为参与要件且可做出具体贡献的国际组织,相信世界卫生大会(WHA)及世界卫生组织(WHO)技术性会议符合此等要件;英国在台办事处亦表示,英国政府已向WHO表态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本年WHA,英国亦将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WHA。[34]同月15日,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和英国、德国、法国等国会友台小组主席联名致函WHO呼吁邀请台湾出席WHA。[35][36]5月21日,英国卫生暨社会照护部副部长布莱克伍德在WHA以间接方式表达,全球化导致健康危机蔓延速度加快,将相关政府纳入WHO更显其重要,共享其处理全球健康安全议题宝贵经验及专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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