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濬 (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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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濬（1890年—1937年8月26日），另有一名浚，字哲维，号秋岳，室名“花随人圣庵”。原籍为清治时期福建台湾省台北府新竹县人，中华民国文官、诗人。

黄濬

生平

黄濬自幼生于台湾清治时期相当少见的科举士大夫家族，其父黄彦鸿曾参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科举，并登上金榜二甲赐进士出身85名，官至军机章京行走。因此在幼时耳濡目染之下，养成深厚的古典文字功力。少负才名，四岁识字 ，七岁能诗，九岁便可悬腕作擘窠大字，甚有“神童”之誉。

后因清廷于甲午战争中战败，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割让台湾暨澎湖群岛。而清日马关条约第五条明定：割让土地内居民能任听其迁移界外与变卖资产，唯条约批准2年后该地的居民酌宜视为日本臣民。于是黄濬便与其家族内迁至福建省福州定居。未来若顺利跟随其父中举，亦是一名科举菁英。但好景不常，清廷自光绪三十年（1904年）举办甲辰年恩科科举之后，科举制度正式废除，黄濬亦就此失去就制度下的晋升之阶。于是在十五岁（1902年）时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

因其年少聪慧，颇受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其后，他又以才名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 ，并与诗坛领袖樊增祥，陈三立，傅增湘，罗瘿公，以及书画俊彦，文人学士，如杨度，陈师曾，张大千，徐志摩，况周颐等时相往还。黄秋岳工诗文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陈衍《石遗室诗话》对黄都有很高的评价，使得他才名远播，齐如山也称其为黄老师，罗瘿公视其后生可畏。福建一批才子中，其中一个叫梁鸿志 ，他谁都看不起，却独佩服黄秋岳。另外，黄濬与梅兰芳亦是交游甚多，甚至于还帮梅兰芳排戏编剧、处理文牍。梅兰芳在演霸王别姬时，黄秋岳把那段历史给他讲透，虞姬的性格也就悟出来了，演起来得心应手，并成一代名角。

从译学馆毕业后，清廷授以七品章京衔，分发至邮传部任职。后到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先后在陆军部、交通部、财政部任秘书、佥事、参事及国务院参议。北洋政府覆灭后，蛰居京华，一度出任《京报》主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黄濬以其在掌故，考据方面的厚实学养，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连载其笔记体文章，后成《花随人圣盦摭忆》一书。该书对晚清以迄民国诸多大事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洋务运动，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均有涉及。内容广博，杂采时人文集，笔记，书玌，公牍，密电，且因其特殊身份，及多自身经历，耳闻目睹，加之议论不凡及文笔优美，读之有味，被认为民国笔记中罕有此功力者，颇受史学家陈寅恪青睐，及时人推荐，咸认为此书是一流笔记著作兼史料价值极高。

黄濬得到福建同乡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援引，1932年由北京南下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秘书，1936年在南京政府任行政院简任秘书。其时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个中国通，向以靠拢军部，及强调对华执武力威胁而闻名。看准黄濬以名士自居，经常出入夫子庙为歌女捧场，加以妻妾两房，妾叫梁翠芬，是北京八大胡同的第一名妓，入不敷出，钱不够花。须磨弥吉郎最初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秋岳，施以小恩小惠加以收买，使其按时提供行政院的有关情报(后来黄濬的姨太太梁翠芬亲口证实其为了金钱出卖情报与日方事，黄与敌方互通消息的方式，是在饭馆里见面，各自吃饭，互不讲话，饭完后，便把对方挂在衣帽钩上的帽子拿走，情报就藏在帽子的内沿里)。

1937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将实施在长江江阴段沉船以封锁航道的计划（江阴封锁），使长江之大日本帝国海军舰船无法逃脱。时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的黄濬当日担任行政院会议记录，当晚即将此事透露给日本间谍，消息于是泄露，使汉口一带日舰、日侨先期退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严令彻查。特警二队队长丁克勤分析黄濬嫌疑最大，后为谷正伦利用黄濬家的女仆莲花所破获。

1937年8月26日，黄濬以叛国罪被处以死刑，公开处决，同死者还有其长子黄晟及同党十余人。

著作

黄著有《壶舟笔记》、《花随人圣盦摭忆》，其中《花随人圣盦摭忆》原是黄生前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的笔记体文章，后来在1943年由掌故学家瞿兑之在北平将其辑录成书，共423篇，达45万言。

黄濬与梁鸿志同为陈衍的得意门生，以“才气横溢，诗工尤深”知名，著有《聆风簃诗》存世。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称"黄秋岳如凝妆中妇，仪态万方"。陈寅恪亦盛赞黄濬《大觉寺杏林》诗中“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

陈寅恪为《花随人圣盦摭忆》题诗：“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江阴封锁泄密案事件

• 一说透过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所获得情报。
• 有关江阴要塞封锁线泄密一案，依据名记者兼作家曹聚仁，在其撰写的时评文章《也谈黄秋岳》一文中，他认为：“黄濬先生以文士散漫习气，终于替日方做情报工作，那是事实。但做情报工作，乃是他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的时期。他实在很懒，只是把政治会议的决议案原封不动地交给日本使馆。这样，日本方面所公布的有关国民政府的政治会议决议案，和南京方面一样迅速，引起了国民政府当局的怀疑。经过侦察，知道和黄濬的秘书工作有关。因此，1935年春天，便把黄濬从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的职位上调开，他就失去了参与机密的机会了 。”又说：“1937年8月间，日方已有在沿海作战的计划，因此，把他们在长江的海军集中到长江下游来。他们的军舰下驶，比国军沉船封江早一星期，所以用不着黄濬父子来送情报的。到了今天，还说黄濬父子出卖长江封锁计划，也就等于说九一八之夕，张学良还陪着胡蝶跳舞一样，不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