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青果社舞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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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青果社舞弊案，发生于1969年3月7日，高雄县检方起诉高雄青果运销合作社理事长吴振瑞等人，指控他们赠送金盘、金碗，涉嫌贪污、背信、图利等罪。吴振瑞等人随后被法院判刑。当时新闻媒体报导，称吴振瑞等人为蕉虫，认为他们严重剥削农民，因此又称剥蕉案、金盘金碗案。
此事件被认为是一个冤案。1989年，在当时李登辉总统的指示下，中华民国政府将没收的金盘金碗送还吴振瑞等人，私下道歉；吴振瑞因年事已高，不愿再上法院争讼平反，与中华民国政府达成和解。
事件经过
1963年，日本香蕉贸易自由化，并成立日本香蕉输入组合为进口单一窗口。台湾香蕉的对日出口受到南美洲、菲律宾、中国大陆的挑战，使得出口团体需要政府的协助，政府牵引蕉农分享台蕉出口的利益，提升了青果合作社的地位，并由外贸会建立产销均衡的新体制“五五制”。此时高雄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吴振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吴氏与日本柴田产业连结，突破日本香蕉输入组合，拓展青果合作社在日本的销售网络。一时之间青果合作社业绩鼎盛，从蕉农到干部都有丰富的收入，吴振瑞也被称为“蕉王”。
1968年，日本香蕉输入组合要求大量进口中南美香蕉并要求台湾香蕉降价，这对台蕉来说是一个冲击。台湾香蕉输日主要是以竹篓包装，在1960年代起纸箱包装成为世界的一个趋势，而且竹篓包装容易导致撞伤、擦伤、霉变与虫蛀，导致香蕉卸货后黑斑多，往往有20％～30％的损伤。竹篓包装困难不利于机械操作，且竹篓一篓是48公斤为纸箱的3倍重，在人力搬运时，因负荷过重，不免有碰损，因此日本希望进口香蕉能采用纸箱包装。青果联合会理事主席吴振瑞反对用纸箱包装，主要是联合社现已购进了500万个竹篓，这批竹篓遽尔作废不用，成本亏损太大。大多理监事都兼营竹篓生意或收取竹篓业的扣佣，所以竹篓的使用与否，牵涉到这些人的私利问题。
1969年3月7日，高雄地检署与调查局以高雄青果社涉嫌贿赂官员与剥削蕉农为由对其进行搜索，并逮捕吴振瑞等人。在调查后检察官以吴振瑞在理事主席任内将原每篓香蕉CIF美金7元（折合新台币280元），收取34元费用，肆意提高为39元，至1967年底，复调整为37元，用纸箱包装，每箱增加收取19元。以1967年度为例，该社计输出香蕉621万1003篓，即收取包装材料集运管理费2亿3017万元、1968年也收取2亿元以上，而两年之间，浮收2400万余元。在1963～1964年时私下向日商索取每篓香蕉美金1至2元之回扣以自肥。予取予求，坐食蕉农，以达私利目的。调查人员发现吴振瑞在1967年为庆祝高雄青果社20周年社庆，花费170万元购买金银果盘、金饭碗及金杯等礼品，慰劳对该社曾有功之政府官员。因吴振瑞认为香蕉输日会有如此好的发展，他认为是归功于外贸会主委徐柏园所推的“产销一元化”。因此送金碗、金杯给相关政府官员，徐柏园亦收受吴振瑞所赠30两金碗盘。此案除吴振瑞等青果社干部被逮捕外，其中牵涉到以金碗、金杯贿赂官员的部分也使外贸会香蕉小组执行秘书谭玉佐等人被依违反“动员戡乱时期贪污治罪条例”中“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不正常招待与馈赠”遭到收押、审判。外贸会主委徐柏园曾收受吴振瑞赠与的金碗，不过没有被收押。而是以对青果外销业务督导不周，用人失当辞去外贸会主委、中央银行总裁等一切本兼职。
地方法院一审时，判决吴振瑞八年徒刑。二审时，以查无舞弊违法事由，改以违反政府依《国家总动员法》所发禁止黄金买卖之命令判刑。1972年5月10日，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吴振瑞被判刑2年6个月。
在剥蕉案发生之后，台湾销日的香蕉出口额大幅衰退，结束台湾香蕉外销的黄金时期。
法律争议
吴振瑞等人被指控的罪名，一是图利、背信，二是违反黄金管制的行政命令。
关于图利、背信罪的争议在于，赠送金盘、金碗是由青果合作社社员大会通过的决议，并不是由吴振瑞等人私自执行，以此判罪在事实认定上有疑义。
至于黄金管制命令，主要是管制金块。金盘、金碗属于黄金饰品，并不在管制范围内。以此判刑，过度扩张了行政命令的范围与权力。而且，以违反行政命令判刑，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
事件起因
外界对事件起因有多种猜测。一个说法是，时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李国鼎以竹篓包装落伍为由，曾介绍其弟担任经理的美国律顿公司签约制造纸箱，但吴振瑞拒绝，因而影响到李国鼎兄弟的利益，终致遭到清算。[1]
吴振瑞争取五五制，把台湾输出日本配额的一半争取回各地青果合作社手中，打破青果输出公会（由陈查某等人控制）的垄断，使吴振瑞受到许多人的中伤，也可能是使吴振瑞受到当局整肃的原因。
后续
注释
- ^ 林纯美，1989，《香蕉王国兴亡史—吴振瑞悲情二十年》
- ^ 邱芷柔. 金碗案平反 「香蕉大王」兒子喊捐250億. 自由时报. 2016-07-15 [2016-07-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