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

乾嘉學派,又稱乾嘉之學,是清代的一個學術流派,以對於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各個方面的考據而著稱。由於學派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鼎盛,故得名[1]

學派的主要創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其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閻若璩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2]。乾嘉學者搜集鈎沉,輯佚許多亡佚的文獻典籍,例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輯出經部432種,史部8種,子部152種。

沿革與成就

明代有知識份子如雲南姚安知府李贄,他在《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等著作中,直接批判帝王的專制禮教的害人,最終被以「敢倡亂道惑世污民」殺害獄中。清朝初期,民主啟蒙思想洶湧澎湃,出現了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思想家。他們著書立說從不同角度批判君主專制,如王夫之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黃宗羲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改革措施,指出企圖依靠專制統治者來實現理想社會的道路行不通。顧炎武則號「召天下人管天下事」,指出「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3]

乾嘉學派研究的對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規章制度的細節。梁啟超指出:「考證古典之學,半由『文網太密』所逼成。」[4]乾嘉學者們進行考據的原因,出於對指導現實的經書真偽的懷疑。據《清史稿 儒林傳》記載,乾嘉學派的成員們都從幼小即以聰慧聞名鄉里,少年有成而後成為社會精英。他們不懼世俗和權威,不貪圖功名利祿[3]

自幼年讀《尚書》、抱着追根問底的目標考經的清初學者閻若璩康熙年間發表《古文尚書疏證》,集他30年考據的結果,書中羅列128條證據證明通行本的《尚書》是晉朝偽作,揭開了「千年一大疑案」,震驚朝野,打開了禁錮學子們的思想。

清代經學家惠周惕開啟了惠氏家學,祖孫三代人專事考經,著書頗多影響很大,形成了吳派體系,由於考經迎合了社會需要,所以「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據經學家江藩著《漢學師承記》所載,清道光以前的漢學家們,著書不沾一點宋學味的有57人,著書80部731卷,對《易》、《書》、《詩》、《禮》、《春秋》、《論語》、《爾雅》諸經進行了權威性的考訂。即吳派之後興起了徽派,徽派把考訂的標準推到了先秦,並且不縱一家之言,糾正舊疏舊注乃至文中的訛誤。其代表人物之一王引之個概括了考經的目的和意義:「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證曲喻,而得其本意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若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對此當時的理學醇儒方東樹評價:「高郵王氏(王引之)《經義述聞》,實令鄭、朱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比。」[3]

到了學派發展的後期,其研究的話題基本已經與當時的社會現實脫節,為考證而考證,餖飣繁瑣[5]。當時的傑出之士,亦以之為憂。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後的士大夫只知「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6]。嘉慶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為虛聲,不能深造而有得。」[7]。焦循還致書劉台拱,說:「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學經之道也。」[8]。嘉慶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書陳壽祺,認為:「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不講,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過也。」喟嘆:「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9]

評價

乾嘉百餘年間大批飽學之士刻苦鑽研中國傳統文化,「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學派對於研究、總結、保存傳統典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0]

現代有學者評論,學術界、思想界衝開了兩千年的束縛得到了解放。動搖了理學神聖不可手指的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乾嘉學派開闢了理學自身瓦解的道路。乾嘉學者們首先對聖賢之書發難,不能不稱讚他們的勇氣和堅持真理的膽量。

乾嘉學派的治學內容是以儒家經典為中心,並認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吳派學者惠棟抱着「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的態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他「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王引之批評惠棟「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多指責清代漢學家「離經叛道」,是「幾千年未有之異端邪說」,如「鴆酒毒脯,烈腸洞胃」[11]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研究員王冬芳質疑「乾嘉學派的歷史現象是由於清政府所實施的文字獄所造成的,逼迫學者們迴避社會現實鑽進故紙堆」的觀點,他說:「乾嘉學派的成員都是當時的精英,他們高官厚祿名利全有;他們家財寬厚不必自尋苦役;他們的著作也不是陳詞老調無用文章,而是語出驚人篇篇精彩;他們並沒有為當朝統治者唱讚歌卻得到皇帝讚歎;他們的精神世界並不空虛而是語出驚人言辭鏗鏘;他們並沒有頹廢,而是與正統的理學碩儒們進行着針鋒相對的辯爭;他們不是無事可做,而是官居要位不懼辛苦不畏辯爭;他們用畢生乃至兩代及三代人集全家人致力於此。」他亦引用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的著作《西方哲學史》來比較意大利文藝復興與乾嘉學派的相似性:「文藝復興不是民眾的運動,是少數學者和藝術家的運動……從教會裏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們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然而最初他們並不是在現實世界裏,卻在故紙堆中尋求這種東西。 」[3]

註釋

  1. ^ 王俊義《乾嘉漢學論綱》說:「乾嘉漢學雖以乾嘉表明其時代特徵,但並非其起迄時間僅界定在乾隆、嘉慶這兩朝,即從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這八十五年,實際上乾嘉漢學從其產生形成,經發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則與有清一代相始終。」
  2. ^ 范文瀾說:「自明清之際起,考據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成家者無慮數十人,統稱為乾嘉考據學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
  3. ^ 3.0 3.1 3.2 3.3 王冬芳, 中國的文藝復興—乾嘉學派 —兼與「逃避說」商榷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2017-08-21
  4.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梁啟超)》
  5. ^ 章學誠說:「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章學誠《章氏遺書》卷4,《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下》)
  6. ^ 魏源:《武進李申耆先生傳》
  7. ^ 焦循:《雕菰集》卷13,《與劉端臨教諭書》
  8. ^ 焦循《雕菰集》卷13,《與劉端臨教諭書》
  9. ^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4,《答段懋堂先生書》附録《懋堂先生書三通》之第三通
  10. ^ 柳詒徵在《中國文化史》中云:「然吾謂乾嘉諸儒所獨到者,實非經學,而為考史之學。考史之學,不獨趙翼《二十二史答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學誠《文史通義》之類,為有益於史學也。諸儒治經,實皆考史,或集一代之學說,或明一師之家法,於經義亦未有大發明,特區分畛域,可以使學者知此時代此經師之學如此耳。」
  11. ^ 方東樹:《漢學商兌》,《序例》及卷上

參考書目

  • 周維衍:《乾嘉學派的產生與文字獄並無因果關係》,《學術月刊》1983年第3期。
  • 黃克武,清代考證學的淵源:民初以來研究成果之評介,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11期,1991年,第140~154頁。

研究書目

  • 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