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故得名[1]

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2]。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

沿革与成就

明代有知识分子如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他在《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著作中,直接批判帝王的专制礼教的害人,最终被以“敢倡乱道惑世污民”杀害狱中。清朝初期,民主启蒙思想汹涌澎湃,出现了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从不同角度批判君主专制,如王夫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改革措施,指出企图依靠专制统治者来实现理想社会的道路行不通。顾炎武则号“召天下人管天下事”,指出“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3]

乾嘉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梁启超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4]乾嘉学者们进行考据的原因,出于对指导现实的经书真伪的怀疑。据《清史稿 儒林传》记载,乾嘉学派的成员们都从幼小即以聪慧闻名乡里,少年有成而后成为社会精英。他们不惧世俗和权威,不贪图功名利禄[3]

自幼年读《尚书》、抱着追根问底的目标考经的清初学者阎若璩康熙年间发表《古文尚书疏证》,集他30年考据的结果,书中罗列128条证据证明通行本的《尚书》是晋朝伪作,揭开了“千年一大疑案”,震惊朝野,打开了禁锢学子们的思想。

清代经学家惠周惕开启了惠氏家学,祖孙三代人专事考经,著书颇多影响很大,形成了吴派体系,由于考经迎合了社会需要,所以“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据经学家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所载,清道光以前的汉学家们,著书不沾一点宋学味的有57人,著书80部731卷,对《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尔雅》诸经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订。即吴派之后兴起了徽派,徽派把考订的标准推到了先秦,并且不纵一家之言,纠正旧疏旧注乃至文中的讹误。其代表人物之一王引之个概括了考经的目的和意义:“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证曲喻,而得其本意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若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对此当时的理学醇儒方东树评价:“高邮王氏(王引之)《经义述闻》,实令郑、朱俯首。汉唐以来未有其比。”[3]

到了学派发展的后期,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饾饤繁琐[5]。当时的杰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后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6]。嘉庆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7]。焦循还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8]。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9]

评价

乾嘉百余年间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0]

现代有学者评论,学术界、思想界冲开了两千年的束缚得到了解放。动摇了理学神圣不可手指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乾嘉学派开辟了理学自身瓦解的道路。乾嘉学者们首先对圣贤之书发难,不能不称赞他们的勇气和坚持真理的胆量。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研究员王冬芳质疑“乾嘉学派的历史现象是由于清政府所实施的文字狱所造成的,逼迫学者们回避社会现实钻进故纸堆”的观点,他说:“乾嘉学派的成员都是当时的精英,他们高官厚禄名利全有;他们家财宽厚不必自寻苦役;他们的著作也不是陈词老调无用文章,而是语出惊人篇篇精彩;他们并没有为当朝统治者唱赞歌却得到皇帝赞叹;他们的精神世界并不空虚而是语出惊人言辞铿锵;他们并没有颓废,而是与正统的理学硕儒们进行着针锋相对的辩争;他们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官居要位不惧辛苦不畏辩争;他们用毕生乃至两代及三代人集全家人致力于此。”他亦引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著作《西方哲学史》来比较意大利文艺复兴与乾嘉学派的相似性:“文艺复兴不是民众的运动,是少数学者和艺术家的运动……从教会里得到解放的最初结果,并不是使人们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让人们对古代样样荒诞无稽的东西广开心窍。”“然而最初他们并不是在现实世界里,却在故纸堆中寻求这种东西。 ”[3]

注释

  1. ^ 王俊义《乾嘉汉学论纲》说:“乾嘉汉学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并非其起迄时间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两朝,即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汉学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
  2. ^ 范文澜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3. ^ 3.0 3.1 3.2 3.3 王冬芳, 中国的文艺复兴—乾嘉学派 —兼与“逃避说”商榷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2017-08-21
  4.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5. ^ 章学诚说:“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章学诚《章氏遗书》卷4,《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下》)
  6. ^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7. ^ 焦循:《雕菰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
  8. ^ 焦循《雕菰集》卷13,《与刘端临教谕书》
  9. ^ 陈寿祺《左海文集》卷4,《答段懋堂先生书》附录《懋堂先生书三通》之第三通
  10. ^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云:“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二十二史答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集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如此耳。”
  11. ^ 方东树:《汉学商兑》,《序例》及卷上

参考书目

  • 周维衍:《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
  • 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991年,第140~154页。

研究书目

  • Benjamin A. Elman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