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批評史

中國很早就有文學批評。批評是評論的意思,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稱「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顏之推《家訓·文章篇》亦稱「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然後出手。」中國文學批評自成一體,例如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到「文氣」說。劉勰的《文心雕龍》則是一部有系統的評論專著。鍾嶸的《詩品》是一部詩論專著。

先秦

孔子力主「詩教」,《禮記·經解篇》:「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孔穎達解釋說:「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1]

漢朝

劉安評價《離騷》稱:「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皦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2]

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郭紹虞說:「這裡所謂『氣』是指才氣說的」[3]

南朝時又有「聲律說」。《宋書·謝靈運傳》提到:「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後有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沈約還提出詩歌創作中的「八病」問題,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

六朝

興起原因

六朝文學批評的興盛,受前代有關文學的言論,以及東漢末年品評人物的清議風氣的影響。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時代,而在南北朝時代,文學觀念日益明晰,文學形式日益講求,論文的專家和專書應運而生。

魏晉時儒家衰微,文學的作用不再是闡發經義。當時玄學興盛,玄學強於思辯,思維能力加強,有助於文學批評的發展。玄學重主體,著重才性、審美、個體人格和精神自由,給文學批評注入新的活力。玄學逐漸與佛教合流,佛教重神妙與頓悟,也有助於主體意識與個體精神的張揚。

六朝時文學創作發達,促進文學批評的發展。當時文學作品繁富,需要評選,故文評之風大盛。而且文學體裁日益豐富,語言技巧日益講究,於是推動文學批評於文體風格、寫作技巧等問題的探討。此外,當時的文學作品出現了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的弊病,因此引來文學批評。

魏晉時代,中央集權已成強弩之末,世家大族不再受皇權控制,其經濟也因莊園經濟而得以自主,因此有充裕的時間及充分的自由從事文學創作與鑒賞。

南朝文學批評的成就

南朝產生了經典性的文評鉅著。南朝文學批評所討論的問題,既不囿於傳統的思想,又能啟發後來的文學批評家,可說是空前啟後。南朝的文學批評家開始採用多種不同的批評方法,如歷史的批評、比較的批評、推理的批評、歸納的批評、審美的批評、判斷的批評、考證的批評等。

南朝的文學批評家才真正是純粹的文評家,而不是作家兼批評家(如曹丕曹植)、學者兼批評家(如王充葛洪)、選家兼批評家(如摯虞、李充)。由於是純粹的文學批評家,態度較為持平。

唐朝

白居易提出「美刺比興」說,「刺」是諷刺的意思[4]皮日休也說:「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5]白居易之詩文平易近人,老嫗能解[6],反映現實,反映民間疾苦,「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他本人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7]

李翱在《祭吏部韓侍郎文》中說:「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拔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贏,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8]

司空圖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說是繼承自唐代皎然的「采奇於象外」與劉禹錫「境生於象外」。司空圖可能還著有《二十四詩品》,王士禎最喜歡「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一句,他說此八字,道出了詩歌創作的「個中三昧」。

宋朝

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論見於《梅聖俞詩集序》中說:「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情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而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蘇軾力主「貫道說」,即蘇軾所云「吾所為文必與到俱」的意思。

江西詩派之名起於呂本中的《江西詩社宗派圖》,以黃庭堅為主,其詩友有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等人。方回《瀛奎律髓》倡「一祖三宗」之說:稱杜甫為一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三宗。

嚴羽的《滄浪詩話》力主「妙悟」說、「興趣」說。嚴羽的《滄浪詩話》是一部最有系統之作,它的出現「標誌著以詩話形式探討詩歌藝術理論進入更自覺的階段」[9]

朱熹的文學理論基本上都在道德與教化,體現了道學家重道輕文的傾向。程頤更進一步指出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喪志」[10]。朱熹痛駁蘇軾的「文以貫道」 之說,他說「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11],可見朱熹最主「文以載道」[12]。又《朱子語錄》:「道者,文之根本;文著,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

明朝

明朝有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後七子氣焰高於前七子,李攀龍甚至自誇「微吾竟長夜」,簡直是自比孔子。王世貞晚年頗自悔。

李夢陽力主「文必秦漢,詩必盛唐」[13],其《缶音集序》稱:「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高者猶足被管弦。宋人主理而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宋人主理作理語,於是薄風雲月露,一切產去不為,又作詩話教人,人不復知詩矣。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為耶?」《懷麓堂詩話》記載:「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為第幾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予曰:試取所未見詩,即能識其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為有得。費殊不信。一日與喬編修維翰觀新頒中秘書。予適至,費郎掩卷問曰:請問,此何代詩也?予取讀一篇,輒曰:唐詩也。又問何人?予曰:須看兩首。看畢,曰:非白樂天乎?於是二人大笑。啟卷視之,蓋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

李漁創作主張「結構第一」、「詞采第二」、「音律第三」、「賓白第四」,又提出「立頭腦」、「減頭緒」、「密針線」之說,他的《閒情偶寄》是中國戲曲理論的集大成者。

何景明批評李夢陽「刻意古范,鑄形宿模,而獨守尺寸。」何景明《雜言》說:「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唐順之力主「本色」說。《答茅鹿門知縣二》中說:「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

李贄力主「童心說」,指斥道學家的極端虛偽,不過是「欺世盜名」,借「道學以為富貴之資」「被服儒雅,行若狗彘」[14]他們正是「敗俗傷世者」。[15]

袁宏道力主「性靈說」,在《雪濤閣集序》中說:「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唯識時之士,為能堤其潰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袁宏道在《答李元善》中說:「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字法句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清朝

方苞力主「義法」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16]姚鼐說「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

王士禎力主「神韻說」,淵源自司空圖的「味在酸鹹外」和嚴羽的「興趣說」,「近之不浮,遠之無盡,神到不可湊泊。」。又說:「為詩要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王士禎在《分甘余話》中提到:「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曰: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帆席,楓葉落紛紛。』襄陽(孟浩然)詩『掛席幾千裡,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其理論多見諸於《帶經堂詩話》。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云:「《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

沈德潛論詩主張孔子追求「溫柔敦厚」的儒雅詩風,其「格調說」很明顯受到李夢陽等前後七子影響。

袁枚力主「性靈說」,做詩「都因於性靈,不在堆垛。」再看他如下言論:「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17]「詩有人無我,是傀儡也」「人閑居時一刻不可無古人,落筆時一刻不可有古人。平居有古人,學問方深,落筆無古人,精神始出。」[18]

近代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說:「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的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朱東潤說:「今欲觀古人文學批評之所成就,要而言之,蓋有六端。自成一書,條理畢具,如劉勰、鍾嶸之書,一也。發為篇章,散見本集,如韓愈論文論詩諸篇,二也。甄采諸家,定為選本,後人從此去取,窺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嶽英靈2集》,高仲武之《中興間氣集》,三也。亦有選家,間附評註,雖繁簡異趣,語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態畢具,如方回之《贏奎律髓》,張惠言之《詞選》,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語不盡傳,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見於他人專書,如山谷之說,備見詩眼者為五。見於他人詩文,如四靈之論,見於《水心集》者,六也。此六端外,或有可舉,蓋不數數覯焉。」[19]

注釋

  1. ^ 孔穎達《禮記正義》
  2. ^ 班固《離騷序》
  3.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
  4. ^ 鄧元錫《函史》云:「白太傅《秦中吟》《新樂府》之作,風時賦事,美刺比興,欲盡備乎六詩之義。」
  5. ^ 《正樂府序》
  6. ^ 宋魏慶之《詩人玉屑》記載:「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又改之。」
  7. ^ 白居易:《與元九書
  8. ^ 全唐文》卷六四零
  9. ^ 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
  10. ^ 《二程遺書》十八
  11. ^ 《朱子語類》一三九
  12. ^ 《通書·文辭》:「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蔫而已。」
  13. ^ 《明史·李夢陽傳》
  14. ^ 李贄《三教歸儒說》
  15. ^ 李贄《又與焦弱侯》
  16. ^ 《又書貨殖傳後》
  17. ^ 《續詩品》
  18. ^ 《隨園詩話》
  19. ^ 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序言》

參考書目

研究書目

  •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著,王柏華等譯:《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 青木正兒著,孟慶文譯:《中國文學思想史》(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
  • 青木正兒著,陳淑女譯:《清代文學評論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
  • Marian Galik著,陳聖生等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